暮春，与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去往波利多餐厅（Polidor）。沿着先贤祠附近的王子先生街一路往下走，街口不远的54号是帕斯卡故居（上图），他1654年之后在此度过人生的最后8年。那年11月23日晚上，帕斯卡在一场车祸中与死亡擦肩而过。当夜，对生命的思考改变了他一生。他自此离开数学和物理，专注于思考和写作，完成《致外省人信札》《几何的精神》《写在签名的形式》以及那本广为人知的《思想录》。故居外观很不起眼，大约是私产，所以并不开放，只在墙上简单地挂了个标牌，上刻“帕斯卡1654—1662年于此生活”。

今朝不是前年帕斯卡诞辰四百年的热闹时刻。我们隔街驻足，拍照，然后继续往下走。不远处是友丰书店，据说是巴黎最早的中文书店，再往下走几米，41号就是建于1845年、至今风貌依旧的波利多。这也是伍迪·艾伦2012年的电影《午夜巴黎》中，男主人公穿越到20世纪20年代，见到偶像海明威的地方。

波利多对面墙上，离地半米处有个小牌子，内容是南斯拉夫爱国者让·科波特维奇（Jean Kopitovich）1943年5月11日被德国人枪杀于此。进波利多之前，我顺手指给大家看。

一个年轻的朋友忽然问：“他是谁？为什么纪念他？”

这个发问，让我想起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幼子当年问他，“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马克·布洛赫的故居在塞夫勒街一幢奥斯曼式建筑的顶层，当年是高级公寓，如今仍是。底楼是奢侈品爱马仕的旗舰店，往来多是世界各地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爱马仕大门正上方，嵌着一方浅褐色的石头牌子，刻着“马克·布洛赫（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创始人，为法国献身的抵抗战士，1936年起居住于此”（下图）。二战中，布洛赫曾经秘密潜回巴黎，远远地看了看自己的旧居。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周之后的夜晚，58岁的布洛赫被德国纳粹在索恩河畔枪杀。2024年，马克龙总统在斯特拉斯堡解放八十周年集会上宣布布洛赫将入祀先贤祠，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当然是最好的纪念。

某天下班，路过布洛赫故居附近，发现四周布满警车和荷枪实弹的警察。原来是为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们占领了学校教学楼，警方封锁了此处的地铁站出口，防止更多学生快速赶来增援。

关于巴黎的叙事，有文学、艺术、建筑、科学与革命等多种，其中，革命关乎生死。拜中学历史教育所赐，我们这几代人最初接受的主要是革命叙事，至今仍然有很深影响。初访巴黎，我们往往会先找巴士底狱，惊讶地获悉监狱早已被夷为平地，在原址建了今天的巴士底歌剧院，歌舞升平。我们第一站总会去贝尔-拉雪兹公墓，在巴黎公社墙前回想1871年的暴风骤雨。今年夏天卢浮宫有一个名为“中国情怀”的特别大展，展出的是法国前首相梯也尔收藏的170多件中国文物，但我们看到梯也尔名字的第一反应是——那不是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反动派、刽子手么！

每天步行上班，使我有机会细细端详这个城市。沿蒙巴纳斯大道往下走，某天被路过的一座蔷薇花开的小院落所吸引，视线所及处，是墙上的一个石头标牌，上写“建筑师亨利·弗拉格 (1897—1944)，别名保罗，法国抵抗运动CARTE网络的二把手，1944年7月2日在附近的迪拉克地铁站被捕，被德国纳粹送往集中营，10月5日被处决”（下图）。

迪拉克站在二十多米外，地铁10号线和8号线在此交汇，一共四个站台，无从知晓他在哪个站台被捕，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回家还是出门。地铁站里人来人往，车声轰鸣，八十年光阴覆盖了一切往事。再往前走，就在地铁站旁的大楼门口，挂着另一个牌子：“西蒙娜·米歇尔-列维（1906—1945），别名爱玛，1940年参加抵抗组织，1943年11月5日在此被捕，遭酷刑后被押送出境，1945年4月13日被处决。”大楼街对面、也就是蒙巴纳斯大道的西侧，一大片玻璃建筑就是法国最好的儿童医院，外墙上绘有大大的卡通儿童。清晨与黄昏路过，总见医护人员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迎接新生命的降临。

根据英国国防部1944年《在法英军指南》提供的数字，为抵抗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每年牺牲约5000人，大约每两小时就有一人献出生命。在巴黎，刻有牺牲者名字、年龄以及身份的小小纪念牌遍布各处，我见过的就有先贤祠大门外、奥德翁剧场前、艺术桥桥头、国民议会门口、外交部墙外，等等，纪念牌上通常写着“为法兰西牺牲（Mort pour la France）”或者“为巴黎解放牺牲（Pour la liberation de Paris）”，时间集中在1944年6—8月，盟军解放巴黎的前夕。

巴黎是一座极有时间刻度感的城市。古巴黎的拉丁文名是卢泰西亚（Lutèce），但现代的巴黎则是1853—1870年间奥斯曼男爵主持的城市改造的产物。如今的建筑多建于十九世纪后期，尤其是1900年前后。奥斯曼建筑的门楣旁均刻有建成时间和建筑师的名字，更不消说以著名人物命名的无数街道、绿地、广场。遍布全城的各种故居，也标有人名、职业、居住的年代，或生于此、或逝于此，等等。在塞纳河左岸文化区，更是如此。以王子先生街为例，这条窄街约500米长，沿途有13个牌子，其中名人故居10个，但我只认得帕斯卡、实证主义奠基人孔德和音乐家圣桑，3个牺牲处纪念牌分别纪念1944年为巴黎解放牺牲的22岁年轻人、1943年被德国纳粹枪杀的南斯拉夫爱国者、1986年被警察打死的22岁学生。

巴黎是一个文化密度极高的城市。文艺界人士之所以广为人知，无非是由于文人善写、故事多多，艺术作品影响大。实际上，从伏尔泰到狄德罗、马奈、莫奈、毕加索、拉瓦锡、巴斯德、法布尔、庞加莱、柯布西耶，法国和欧洲乃至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士，都在巴黎留下痕迹。专业不同、兴趣各异的人们，从世界各地到此凭吊各自仰慕的先贤。对天主教知之甚少的我，专门去过圣日尔曼德佩教堂和圣艾蒂安教堂，无他，只因前者葬有笛卡尔，后者是帕斯卡安息处。巴黎十三区的意大利广场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地方，不仅因为中国城，更因为附近墙上有一面刻有周恩来浮雕的纪念牌（下图），他1922年至1924年住在那里并开展革命工作。

在著名的先贤祠（下图），长眠着卢梭、伏尔泰、居里夫妇、左拉、巴尔扎克、雨果、拉格朗日、孔多塞……堪称法兰西72贤人。

宏伟的大厅正中央，从穹顶垂下长达67米的细钢索，连接着一个硕大的不停摆动的金属球，那就是证明地球自转的傅科摆。

离此不远的天主教大学西门外，傅科当年做实验的大楼外墙上，刻有大段纪念文字，还刻了一根绳索和浮雕球体。大学门口左右各嵌一块落款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铜牌，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写着该校教授布朗利发明检波器和对无线电报的早期发展作出的贡献。曾几何时，巴黎是世界的科学中心。

说来有意思，我看到傅科摆才发现傅科和哲学家福柯在法文里是同一姓氏，只是译法不同而已：前者全名莱昂·傅科（Léon Foucault），后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在蒙巴纳斯公墓，门口右侧是萨特与波伏瓦，左侧不远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我们念书的时代，萨特的存在主义浪潮已经过去，吸引我们的大多是波伏瓦的“One is not born a woman”。著名的双叟咖啡馆门口是以萨特与波伏瓦命名的小广场（下图），这种联名在巴黎极为罕见。

而五十米外的一家老餐馆，前台摆着他们的合影，男女卫生间门上挂着他俩的照片作为标志，这种对待名人的方式实在让人忍俊不禁。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墓前散落着粉丝敬献的笔，她那句“Very early in my life it was too late”，我一直琢磨不出合适的中文，总想着有机会重读王道乾的译本。拿着地图，不难找到波德莱尔、圣桑、雪铁龙、庞加莱的家族墓，以及萨特一辈子的死对头阿隆。二十年后重访，没想到希拉克总统选择长眠在此，还有从纽约远道而来的苏珊·桑塔格。

谈巴黎当然绕不过拿破仑。在偌大的巴黎，除了旺多姆广场青铜高柱顶上那个孤零零的拿破仑（上图），室外竟没有第二尊他的雕像，他在法国人心目中的毁誉参半，由此可见一斑。2021年马克龙决意纪念拿破仑逝世二百周年，引发朝野一片哗然，也不是意外的事。贾谊的《过秦论》说秦始皇当年“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拿破仑用缴获的大炮铸成旺多姆广场的青铜高柱，与秦始皇铸十二金人有几分相似。他狠心与约瑟芬分手，另娶奥地利公主生子并封为罗马王，但不几年即江山易手，3岁的罗马王不得不随母流亡，20岁即因病弃世。这与秦二世而亡的命运，也差不多。是非成败转头空，运去英雄不自由。

拿破仑墓是巴黎顶重要的建筑之一。1676年，路易十四在荣军院内建造了圆顶的皇家教堂和军人教堂“圣路易教堂”，19世纪在圆顶教堂内修筑拿破仑陵墓，并用一道玻璃门把两座教堂分隔开来。拿破仑三兄弟以及他的四位元帅长眠于此。在通往拿破仑陵寝的大门口左右两侧，是人称“拿破仑影子”的迪拉克将军和贝特朗副官，如同门神尉迟敬德与秦叔宝。拿破仑巨大的五层棺椁未刻一字，颇有乾陵武则天无字碑的意思。圆顶教堂穹顶高80米，阳光下金光闪耀，一度曾是巴黎的最高建筑（下图）。

1940年6月28日，在德军占领巴黎后，志得意满的希特勒早上五点半降落北郊的勒布尔热机场，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到巴黎。萨迪奇在《建筑与权力》中说他天尚未破晓就到了，其实是不准确的，纬度比哈尔滨还高的巴黎，夏至前后，五点钟天就已大亮。希特勒在巴黎只停留了不到三个小时，堪称特种兵之旅，他乘车过协和广场、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巴黎圣母院、先贤祠、卢森堡公园，但并没有进爱丽舍宫，第一站参观的是年轻时对着设计图无比向往的加尼叶歌剧院，他还从夏悠宫露台上远眺埃菲尔铁塔，更在拿破仑墓前徘徊良久，指示将罗马王从奥地利迁葬至此，“父子团圆”大约是他少见的“仁政”。4年之后巴黎解放，德国人的痕迹被一扫而光。

我们年少时学鲁迅文章，大多会背诵那句“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巴黎，这个瓦尔特·本雅明曾专题研究的十九世纪的首都也是如此，满城奥斯曼建筑依旧，不见当年拿破仑。巴黎人总是那么兴冲冲，一年到头无休止的时装周、永远人潮汹涌的博物馆、衣香鬓影的歌剧院，罗兰·加洛斯网球场的喝彩声、王子体育场欣喜若狂的欢呼声，更不消说夏季坐满塞纳河两岸的游人。然而时光漫过，一切平息。

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颇有意义的传统。大会正式开始前，先宣读两届大会之间去世的重要人士名单，全体起立一分钟致敬。在那短暂的静穆里，往日似乎重现，时间可以重新开始。名单上多是会员国的元首、总理以及担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的政府代表等。其中，我见过的只有滕藤，他曾以国家教委副主任的身份在此代表中国。几年前在清华某届学生的秩年返校大会上，他作为昔年的副校长上台发言，已垂垂老矣。

所谓生命，其实就是死生之间的时间。往来巴黎的世间人，无论是生于斯、葬于斯、成名于斯，都只是过客而已。法国人常说，这就是人生（C’est la vie）。

帕斯卡故居上的字久经风蚀，早已斑驳不堪。三百多年来，在此地凭吊过的人无数。人人都知道《思想录》，尤其那句著名的“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其实，还有一句话颇有意思：“停下来的人就像一个参照点，使人注意到其他人的过度表现（Celui qui s’arrête fait remarquer l’emportement des autres， comme un point fixe）。”

2025年仲夏夜，

完稿于法兰西学院（下图）石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