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党不满意,则更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申时行既不参与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炮。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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