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范文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范文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范文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毛老他还曾检阅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