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启示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启示

一 景的表现:写实与写意的统一

2 写意。如果说《八记》“写实”追求的是“形似”,那在此基础之上的“写意”追求的则是“神似”。《八记》的“写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意为主,凭意造景。柳宗元带着较为强烈的主观情意去观察景物,捕捉和选择物象,使客观物景染上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西山、小石潭等。(2)情随景迁,见景生意。柳宗元出游后遇到某种特定的景物,忽有所悟而感受大发,从而达成意与景的交融,如《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3)寓情于景,物我合一。柳宗元把自己的情绪、好恶和品质等,较隐蔽地注入景物之中,处处写景,又句句关情,情与景水乳交融,如《石渠记》、《石涧记》等。以西山为例,它本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山,但柳宗元从西山身上照见了“自我”后,反过来又把“自我”融入对西山的描述,从而达成了更高层面的艺术“写意”。于是,《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翘首天外,在此柳宗元的孤傲、正直便异化为西山的奇特、挺拔或雄伟。总之,柳宗元在《八记》中通过 “写意”融注了“自我”情怀:悲愤精神和崇高品格等,《八记》山水由此而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气。

纵观《八记》,其描摹物态,主要目的是表现“自我”(即“意”);其抒发积悃,主要方式是借景物进行寄寓。这样虚实相生,便达成了“写实”与“写意”的和谐与统一。

二 情的抒发:自嘲与自恋的统一

1 自嘲。柳宗元在《八愚诗序》中自称“愚者”,并以此自嘲与解嘲。其实,这种自嘲

理念和解嘲方式在《八记》之中也是一以贯之的,《八记》山光水色之中几乎无处不游弋、闪动着柳宗元“被弃”的身影或心思。钴潭西小丘“货而不售”,柳宗元“怜而售之”;小石潭“以其境过清”,“乃记之而去”;石渠“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小石城山惜之“列是夷狄”,遂感慨其“更千百年不得一售与其伎”。他弃“我”取,被弃的苦痛、无奈和彷徨在文中依稀可见,这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不幸遭遇和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与艺术反映。言“弃”其实是柳宗元“文墨自慰”的一种特殊方式,柳宗元将“被弃”山水和“自我”思想有机统一,或自嘲,或解嘲。可见,柳宗元在《八记》中的“自我”形象转换为“弃者”,《八记》山水成为“弃者”自嘲与解嘲的表现中介。

2 自恋。“愚”从正面看,兼有坚持正义的内涵和讽喻时弊的功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愚者”是柳宗元智慧的载体;而“弃”则是柳宗元不幸生活遭遇和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在深层意义上,“弃者”是柳宗元“独钓寒江”人格之精魂。这样“愚者”、“弃者”也就成了柳宗元在《八记》中聊以“自恋”的资质,并成就了柳宗元在《八记》中顽强的“自恋”意趣。“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与西山解融为一体,所以在此夸西山即美“自我”。“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小石潭中的鱼与“我”的意趣相通,在此柳宗元“恋”鱼即“自恋”。这样,在柳宗元的视阀里,湘江、愚溪、小石潭潋滟的波光下和清滢的水流中, 生生不息的便是对这种或“愚”或“弃”的偏爱与执着。而《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西小丘记》、《石渠记》等篇中,柳宗元则不仅是自然美的观赏者,还是自然美的改善者或者说缔造者,他对修缮后深深打上其身心烙印的《八记》山水孤芳自赏,这是柳宗元“自恋”的又一演绎方式和表达形态。这样,柳宗元在《八记》中将“弃者”的常态与智者的超常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超凡脱俗的“自恋”意

境。

三 意的表达:儒学与佛禅的统一

1 儒学。在永州十年,柳宗元深读古代典籍,走访民间疾苦,遍游山水佳地,体验人情冷暖,深思社会问题,赋诗作文传道,践行“辅时及物”。儒学倡导“出”以行道济世或“处”以独善其身,而柳宗元身处逆境仍然“文以载道”。如,“利安元元”理念寓于《钴潭西小丘记》中,“民本”情怀则在《钴

潭记》等篇记中闪烁……如果将《八记》这些寓于永州山水的“民生”胸怀汇集在一起,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穷且益坚”、心忧天下的“儒士”形象。柳宗元在《八记》中对儒家传统思想独特的继承、创新和传承,使他的儒家人文精魂一千二百年来一直与《八记》读者同行,与“八记”山水共存。正如中国柳宗元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松柏先生在《柳宗元的人生道路对于中国士人的象征意义》一文中所言:

柳宗元以深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底,他的身上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士人的整体风范。虽然柳宗元的一生是短暂、曲折而坎坷的,但他不愧为我国封建士大夫的优秀代表,有《永州八记》为证!

2 佛禅。唐朝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麻痹人民而推行“三教调和”的政策,柳宗元则提出了“统合儒释”以佐世的政治主张,这种思想对柳宗元创作《八记》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一是柳宗元将禅意投射于景物之上,让其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静穆和神秘,赋予《八记》景物一种美轮美奂的奇异色彩。《八记》营造的幽静清冷的境界无不是诗情美与禅意

美的载体:小石潭、钴潭在“佛”光普照下成就为心灵之潭、哲理之潭和宗教之潭,西山、小石城山在“禅”意演绎中也成了柳宗元的意念之山、人格之山和生命之山。二是《八记》在景物描述之后对人生或社会进行佛禅式“顿悟”,提升了《八记》的思想境界,拓展了《八记》的社会意义。如《始得西山宴游记》,“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此“顿悟”,成为该文画龙点睛之笔,而且提挈了整个《八记》。而《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中的“顿悟”,则将读者眼光从山水记游引向社会生活:佛禅丛林制度的追求渗透,“利安元元”社会理想的寄寓等;不但拓展了山水游记的表现领域,而且扩充了山水游记的社会思想意义。

《八记》于清丽中见峭拔,于简洁中见深沉,于淡雅中见富蕴,这主要导源于文中“辅时及物”的儒道和幽邈深邃的禅意。而其间蕴涵的哲理思辨与人生感悟,是柳宗元人生哲学的艺术写照与曲折反映。

四 境的营造:绘境与造境的统一

1 绘境。柳宗元《八记》以“画”为文,其“绘境”主要表现如下:(1)画面优美。《八记》描山绘水笔法洗炼,写景无不精心剪裁。就拿林纾先生最为推崇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来说吧:一池清凉透澈的潭水,水中游鱼细石,潭面点缀各种石观,四周竹树环合,整个画面静谧而清明。“石涧风景图”(《石涧记》)则格调清新而秀丽,无论是“亘石为底”、“流若织文”或“揭跣而往”,还是“交络之流”,“均荫其上”或“翠羽之木”,都让人流连忘返和过目难忘。总之,柳宗元的“绘景”剪裁艺术,优化和美化了《八记》山水画面。(2)构图分层。《八记》吸取了赋体铺陈的“绘境”手法:如《袁家渴记》的描述由上而下,从树到草, 有条不紊;《小石城山记》则先写山之形态,再写其旁堡坞,最后写山上景色,条理

分明;等等。如果我们对“八记”山水分布进行总体考察就会发现:前四记和《小石城山记》,以愚溪为纽带,串联成一个整体;后三记则承前启后,散落在潇水之滨;而随着愚溪汇入潇水,便成就了“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之佳境。《八记》之画“境”,可谓深得中华民族传统山水画之艺术精髓!

2 造境。《八记》山水之“造境”主要有下面三种表现形态。一是以文“造境”达成形象生动。如水流“斗折蛇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流若织文”的 (《石涧记》),水流声“如鸣佩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响若操琴”(《石涧记》),石头“若牛马饮于溪”或“若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游鱼“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鸟兽“举熙熙然回巧献技”(《钴潭西小丘记》),等等。比喻精当、比拟传神、对比鲜明、衬托巧妙和象征贴切,生动而形象。二是经过人工美化“造境”。如《钴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经过“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使得“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石渠记》中的石渠,“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经过一番除恶显美的努力,石渠水流也得以明净与通畅了。三是让情景相合生成意境。《小石城山记》“借石之瑰玮,以壮胸中之气”(茅坤评《小石城山记》语),《钴潭西小丘记》则以山石之奇峭,寄郁勃愤慨之情……《八记》之“造境”, 既有巧夺天工的人工改良和灵异巧妙的艺术点染,更有作者主观情意的参与渗透,它们共同创造了鲜明生动的画境。因此所“造”之境不但比图画更赏心悦目,而且比图画更让人心旷神怡。

“五岭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子厚与山川适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与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柳宗元曲折人生所郁积的抱负、思想与情感,在《八记》情、景、意、境“四合一”的创作过程中得以寄寓、整合和升华,从而将《八记》塑造成为“物我合一”的山水意境,终于完

成了《八记》独特魅力的辩证塑造过程,《八记》遂成绝诵而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