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以“礼”为核心的战争伦理观

论春秋时期以“礼”为核心的战争伦理观

摘要 春秋处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大变革与历史大转折时期，那时的思想家们动辄追思三代，“言必称尧舜”，长期的奴隶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尤其是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贵族文化在此时开始消解。春秋时期以“礼”为核心的战争伦理观就现在的眼光看固然是落后的，但其中仍旧不乏足供现代战争借鉴的人道主义传统。

关键词 春秋；战争伦理；礼

先秦时期，中国大地政权林立，群雄逐鹿，诸侯征伐。通过无数的兼并战争，中国社会逐渐由分散走向统一。在此过程中，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也由原始形态日趋成熟。战争伦理是一个现代社会才独立出现的概念，但是战争伦理思想却自古已有，东方式的战争伦理观也在这五千年战争与和平的间隙里逐步确立起来。本文则试图以先秦时期数场战争为切入点来探讨春秋时期战争伦理观的特点及衰落原因。

一﹑春秋时期以“礼”为中心的战争伦理思想

春秋时期的儒家知识分子们，言必称三代，春秋时期在他们的眼中是“礼崩乐坏”的堕落时代，但战国变法之前新文化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春秋时期，攻城略地，斩将刈旗，往往不失其“礼”。以今人的眼光回看《国语》《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时期诸多战争，常常觉得古人作战过程中表现得幼稚，而也正是这些“幼稚”之举反映出了残存的以“礼”为中心的战争伦理思想。

（一）战前之“礼”

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平王宜臼迁都洛邑后，王畿之地只剩下五六百里。但是周王室余威犹存，礼制约束之下，诸侯即便坐大，也不敢取而代之。诸侯之间攻战征伐也常常受到礼制掣肘。在农业社会，战争不仅贻误农时，阻碍生产，而且常常造成“窃入桃李，杀人越货1，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所以兵家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的说法。墨家“非攻”，在作战上基本属于防御型，反对不义之战；儒家认为文武之道不可废弛，战争的正义与否在于是否保民，恤民。《韩非子》一书曾经记载，春秋时期“非儒即墨”。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仍然是不期望战争的发生，所以除非“师出有名”，各国都不会轻易出兵。

国家之间的征伐是受到礼制约束的。国家可以因为对方“无礼”而出兵。鲁僖公三十年九月，秦晋围郑的原因，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3；说郑国“无礼”，则是因为晋文公为公子时因为国内骊姬之乱逃亡经过郑国时“郑文公不礼焉”。救助盟国而出兵也是合乎礼制的，比如“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国家内部各宗族之间的斗争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礼”的影响。京鄢之战中郑庄公便将“礼”这种武器使用得出神入化。这场战争是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以共叔段起兵造反最后在鄢邑兵败逃亡而告终。郑庄公表面上以孝事上，以仁事下，实际上对早有不臣之心的弟弟欲擒故纵。在共叔段于封地京邑扩张军备以及拉拢边疆重臣之时，庄公罔顾臣下劝谏，一再纵容；反而暗中监视，私下备战，最后在得知弟弟的举兵日期后立即命令大将公子吕率领兵车二百乘伐京。这场棋局中，庄公老谋深算，一直等待着弟弟首先挑起战争，使其陷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礼法困境，然后派王者“正义之师”一举灭之，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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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 2 《孙子兵法》。

3 《左传·僖公三十年》。

（二）战时之“礼”

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待其死后，齐国内乱，国力渐衰，中原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各国蠢蠢欲动。其中楚国最有实力，而实力不济却地位很高的宋国也想成为接替齐桓公的霸主。于是宋楚之间爆发战争。楚师经过陈国远道而来，宋国可称得上是以逸待劳。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4

宋襄公的行为在当时就成为了列国的笑柄，然而这也正反映了令无数后人痛惜的“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与战争功利主义的逐渐流行。除了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擒二毛”，还有一些交战过程普遍应遵守的战争原则：

1.平民无罪

庄公十一年夏，鲁宋交战，宋败，秋，宋发大水。鲁庄公则派使者去慰问宋国的灾情，并针对别人的疑问说：“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

僖公十三年冬，晋国发生灾荒，不得不“乞籴于秦”，到秦国买粮食赈灾。秦伯的臣下子桑劝秦伯趁晋国国内混乱之时轻取晋国，百里则认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于是秦伯没有采纳伐晋的进谏，反而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并“输粟于晋”以缓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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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不辱国君

鄢陵之战时，晋楚两国正值激烈争霸之时。之前晋楚邲之战，晋国大败于楚，晋人引以为国耻。然而两军交战晋国主帅郤至三次遭遇楚王部下，不但没有趁人之危，而且“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5。

交战时晋将韩厥追郑伯，其御者杜溷罗见“其御屡顾，不在马”便欲追赶郑伯，韩厥果断以“不可以再辱国君”这一句话制止了御者。郤至的车右茀翰胡不愿放弃，想要“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再次劝阻，认为“伤国君有刑”。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在后世普遍称扬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思想指导下这简直算是天方夜谭。然而在当时这样的“合礼”之举不将功利目的的实现作为惟一的价值目标，远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使得春秋战争充满艺术色彩，《左传》也极力称颂这样的君子之战。

3.投桃报李

《诗经》言：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春秋时期很多战争细节都表现了这个礼尚往来的主题。

晋文公流亡在外经过楚国时受到楚成王礼遇，曾向其许下诺言，如若返晋为君，“晋楚治兵，遇于中原，辟君三舍”。城濮之战时，晋师果然如约退避三舍。

鄢陵之战，晋楚激战一整天，当晚，晋国竟派人去犒劳楚军。晋将郤至以礼事楚王，楚王派工尹襄携带弓去慰问郤至，郤至则“免胄承命”，言辞谦恭，三次肃拜使者以后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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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公十六年》。

走。

4.有德不害

两军交战往往是双方智勇之士的比拼，正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矫杀晋鄙时心痛流泪，人们对于才能卓著，德行高蹈之人往往持以尊重与怜惜。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晋将韩厥勇猛无匹，单车独马追击齐顷公，并向其阵前行礼，顷公车右邴夏赞韩厥为君子而将要射杀，齐顷公说：“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于是韩厥没受到伤害。

《三国演义》中赵云乱军之中“冲锋陷阵扶危主”而全身而退，除了自身武艺超群外，还因为曹操为其勇猛和忠心所倾倒，专门下令“不得放冷箭”。爱才之心，千古同理。

除以上所列，逢丧不伐等原则不一而足，比起后世战争中敌我双方不共戴天的立场，春秋的君子之战显得颇有风度。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瞭解。即使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大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6

（三）战后之礼

春秋时战争结束后国家处事方式是相对温和的。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军失败，溃不成军。败逃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7匆忙之中，晋军的车陷进坑里，马也不听使唤，楚军并不为难对方，反而帮晋军拔掉大旗和修好车轭继续前行。战败的晋军居然还不

6 李艳《中国古代战争中的贵族风度》，载《大众科技报》，2006 年第7

2期。

《左传·宣公十二年》。

忘回头对楚军调侃一番：“我们晋国打的败仗不如你们国家多，你们这帮楚国人对逃跑实在太有经验了。”

另外，一些国家战败后，并不会身死国灭，因为春秋战争讲究“不绝其祀”。所以郑国实力并不拔尖，但作为四战之地，居然未被吞并，还能一直在齐晋楚这些大国中周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春秋时期的“不绝其祀”原则。

二、春秋以后“礼”的衰落

春秋时期是中国君子之战史上的最后一抹夕照。战国时期兵连祸结，人民苦不堪言，统治者被称为“人牧”，“百姓为刍狗”。 梁襄王问孟子什么样的人能统一天下，孟子的回答令人千古之下仍旧扼腕：“不嗜杀人者能一之”8。

秦王嬴政灭韩亡魏之后，企图对于魏国的依附国安陵借迁移之名行灭国之实。唐雎作为小国使臣与秦王谈判，话不投机，秦王便出言相威胁：“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天下缟素。”9

可见，这一时期，各国挑起战争，已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仅凭“天子之怒”就可以兵临城下，割地定盟。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赵决战于长平，秦军大胜，赵军主帅赵括被乱箭射死，赵军投降。后人回忆长平之战，大多追思白起一代名将之风度，然而他却坑杀了四十万赵国俘虏。不仅如此，得尽民心的汉王刘邦手下大将如韩信﹑樊哙﹑周勃等人皆有屠城历史。

楚汉相争时，韩信助刘邦出巴蜀，逐鹿中原，驻军白水河上游的独孤山，命大将樊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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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 《战国策·魏策四》。

率军用沙囊在上游河段筑起八丈高的水坝，拦截河水并洞悉天时，知道连日暴雨，水势激增，几日之后，命人推倒沙囊，摧毁大坝，万顷河水，一泻而下，势如破竹，冲毁章邯所驻守的军事要塞废丘的城墙，城内房屋皆被冲塌，汉军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废丘，千古之下，为人称道。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五百里废丘，蒸蒸苍民，亦随洪水东流而去，鸡犬不留。而后中国历史上仅中原一带掘开黄河人为制造洪泛消灭敌军的行为就有30次——君子之战，再不复见。

三、春秋战争伦理观衰落的原因

顾炎武论述春秋战争时说: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车战之时未有杀人累万者。车

战废而首功兴。先王之用兵, 服之而已, 不期于多杀也, 杀人之中, 又有礼焉。”10而战国以降，战争中的“礼”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原因有三点：

（一）周王室的权威彻底衰落，“周礼”的规制作用消失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但余威犹存。各诸侯国实力相对差距较小，为了获得霸主地位，往往以“尊王”为名义向其余诸侯发号施令。诸国多有姻亲往来，形成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宗族社会，亲缘较近，因此“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诸国战争大多是以威服为目的而不是兼并。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分化，宗族姻戚间逐渐疏远, 经济利益关系逐渐占据较重要地位，同时周王室也彻底走向衰落, 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规范调控功能, 没有了“ 共主” 的实际地位和能力。11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周礼”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价值体系。

（二）社会由分散走向统一，兼并代替争霸，权力击败道德

10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149页。

年第4期。

11王进锋《春秋战国投降礼仪述论》，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各地的经济联系加强。百战疲敝，持续550多年的战争状态使人民迫切希望从秣马厉兵﹑枕戈待旦的战争生活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许多国家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变法，各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增大。各国更加重视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大国兼并小国，分散走向统一是大势所趋。

宋襄公的行为在当时就成为了列国的笑柄，然而这也正反映了令无数后人痛惜的“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与战争功利主义的逐渐流行。权力成为汇聚天下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向心力，所以即便是垂宪万世的儒家，也无法解释后人“当时尚有周天子，何时纷纷说魏齐”的嘲讽与质疑。

（三）社会主流价值的转变，统治者贵族风度的式微

春秋以后战争伦理的堕落，亦是统治阶级价值体系的堕落。纵横家们以利为先而无公义，为了达成国君私欲不惜牺牲百姓性命，为了铸就自身功业不惜出卖天下安宁。苏秦最开始以“连横”说秦，失败后研究“合纵”之术，气盛之时，身挂六国相印，却毫无信仰可言。春秋时期，知识分子中“非儒即墨”；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更加务实，法家成为诸子百家中的“终结者”，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在各国变法，主持国政。古老的谦让克制的“ 君子守礼”，在越来越弱肉强食的一个时代中, 便变得愈来愈艰难, 愈来愈悲壮。12

四﹑结语

春秋处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大变革与历史大转折时期，那时的思想家们动辄追思三代，“言必称尧舜”。长期的奴隶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尤其是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贵族文化在此时开始消解。春秋时期以“礼”为核心的战争伦理观就现在的眼光看固然是落后的，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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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方润《春秋的战争行为及其时代特征》，载《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仍旧不乏足供现代战争借鉴的人道主义传统；而其“杀人之中，亦有礼焉”与“君子之战”的贵族风度亦足令两千多年后的笔者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