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陈伯之书》,赏南朝文风

读《与陈伯之书》，赏南朝文风

《与陈伯之书》是天监四年梁武帝时期的朝廷重臣——丘迟所作，这篇文章促成了叛将率八千兵归降的传奇事迹，目的是为了规劝北魏军队将领陈伯之归降于梁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北魏昏庸无道，野心蓬勃，肆意挑起战争企图扩大疆界。而它之所以能发挥劝降效果，不仅是因为作者选取材料的独到之处，使文章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更加上了作者对人性的透彻了解，为陈伯之分析局势，才最终达到了劝降的目的。文中丘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自己的智慧，将现实的残酷晓之以真挚的感情，并以历史典故为例对陈伯之进行劝说。细加品读，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极具南朝文风特点、全文合辙押韵，对仗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且文字流畅易懂。全文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引经据典，令人无可辩驳。并从其个人的前途和乡国之情打动对方，产生了强烈的说服、感染力量，从而达到其劝降目的，究其政治影响而言，《与陈伯之书》足以称为南朝公文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中，这篇文章也是一篇名作，文章中使用对偶、排比、用典……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骈文之美。

《与陈伯之书》的创作时间属南朝。南朝的一百六十九年中，各代都充满内乱和外乱，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在这样朝不保夕的年代里，时人多遁入佛门以求安顿，儒家仁政思想随之衰微，个人主义因而抬头。在社会生活上玄虚之言造成礼教崩溃的负面效应，但在文学上却也赋予它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与重视。因此，南朝文风鼎盛，崇尚唯美、讲究辞藻雕镂及用典、骈俪。而当时的公务文书也深受这一文风影响，创作公文的同时也大多会注意修饰和文采，与中国公文写作史的其他时期相比，南朝时的公文更为活泼生动。而《与陈伯之书》就体裁而言，是极具南朝时代特色的骈体公文。骈文产生于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是南朝时期公文写作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骈文相比于比赋文更加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而《与陈伯之书》虽是

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骈体文这种文种讲究对仗工整，渲染华丽的辞藻，其作者喜欢引经据典，写作时讲究押韵。所谓对仗工整，骈体讲究工整的对偶，当然这里的对偶并不等同于文学当中的对偶技巧，公文里的对偶没有文学性文章的对偶的严格要求，只讲究在字数上相对。但是在《与陈伯之书》中，却很好的结合了文学性手法的对偶，比如“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便是文中的对偶，动词“弃”、“慕”相对，名词“燕雀”与“鸿鹄”相对，甚至与连词、介词均是相对应，读来朗朗上口，气势宏大，具有感染力；又如“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句与句之间对偶，简练的文字却对陈伯做了精确的称赞，不失其真但又做到了赞赏，听者舒心闻者高兴，增添了公文的抒情性。而且在《与陈伯之书》之书中巧妙用典，如用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刃于爱子的典故，借历史之事来说明投靠之人的贤明，为平淡的叙述增添了历史的印记，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在本篇文章中，丘迟还善于运用对比，跨度大，形式灵活，从当年陈伯之归附梁与现今投靠北魏的纵向对比到陈伯之和梁朝大臣所处出境不同的横向对比引起陈伯之的思考，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选择。除此之外，作者还注重情理结合，不仅有严肃的批评，也有温和的指导，抓住陈伯之的心里来展开说理，有理有据，加之以作者站在对方的角度，时刻为对方着想，饱含情谊，以情感人。因而，从各个方面来说，《与陈伯之书》都是无可取代的经典。

在中国古代秘书史中，公文的形势与风格几经改变。而历史上骈文对公文写作有一段深远的影响。最早的骈体文并不是产生于南朝，它由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三国时期，公文写作多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晋公文仍是以散文作为公文写作的主体；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廷的公务文

书，几乎全是用骈体撰写。而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虽然三国时期有公文佳作面世，但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1公文的内容。也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

南朝是骈文兴盛发展的时期，但骈体文在公文中的运用并不是到此结束，它对后来的公文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观点认为骈体公文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将其大致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南朝齐梁之前的不成熟的骈体公文，南朝齐梁以后的较为成熟的骈体公文，以及中唐陆贽对骈文公文的发展，形成了变体的骈体公文。骈体公文从广义上来说，还包括以骈体写作并且带有公务性质的书、启、笺等。那么骈体公文行成有哪些原因呢？骈体是南朝时期比较普遍运用的一种写作手法，讲究文章的和谐对称，受此文风的影响，自然而然的在政治性的公文写作时，擅长写骈文的人就把这种手法运用到了公文写作当中去，形成了独特的公文文章。骈文注重形式对偶，讲究用典来说人论事，善于对比，并且将景、物与感情相结合，使公文声情并茂。但是公文终究是严肃性的内容，对与景与情的把握行应注意分寸。如在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却恰到好处的把握了度，使文章在说理的同时又融入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是说服亦是感动了陈伯之。所以对于骈文来说，《与陈伯之书》具备骈文的四个特点，是不错的骈文体。但是骈文公文最重要的还是“公文”。公文的严谨性和实用性比较突出，而南宋的骈体公文从总体上来说过多的用典，刻意地雕琢，华丽的辞藻却束缚了公文发展，消减了公文独具的实用性和严谨性，运用起来不方便，而且理解起来也容易出错，显得连篇累牍。中唐之后的公文的发展正是对这一不足的改进，切合公文的实用性。除了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外，南朝比较成功的代表性公文还有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军的《与宋元思书》等。南朝时出现了许许多多擅长公文创作的公文写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许陵和庾信，堪称是南朝骈体公文的集大成者。

在认识到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弊端。由于骈体文的新颖和高难度的创作引起不少文人去追求文体的华丽和辞藻的绚烂，导致其内容的空乏和无趣，甚至一句话要重复多遍而无实际意义，实在是“华而不实”。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唐宋年间。尽管在隋朝初年，隋文帝就曾下诏禁止“文表华艳”，但终究还是没有多大的效果，到了唐朝中期，由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出要“复兴儒学，反对骈文”，开始了古文运动，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行古体文。然而晚唐至宋期间，骈文又开始占据文坛，浮夸的文风再次“上位”，宋代欧阳修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在继承唐代的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吸收理学的因素，将文风从浮靡华丽转向平易近人，更利于传播和发展。

在不断地改进和发展中，骈体文对后世的影响也逐渐加深。在公文方面，骈体文写作正式进入公文范围内，一时间出现许多公文写作大家，如唐代的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崔融等人。诗赋是唐朝科举的一项考核，而萧统的《昭明文选》成为科考学子的“考前教科书”，《昭明文选》中除了包括诗、赋等文体以及令、檄、表、诏等公文文体，其中身为骈体的公文成为科举公文考核的范文，可见骈体文在公文界的扎根之深。

当然提到南朝文风，就不得不谈到文笔之分。所谓文笔之分，文指的是韵文，笔则为非韵文。 文笔之分并非始自南朝时期，但却是自南朝才正式确定。在南北朝之前，古人所说的“文笔”其实更类似于“文学”，并无明确的界定。“笔札之语，始见《汉书·楼护传》：‘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或曰笔牍（《论衡·超奇》），或曰笔疏（同上），皆指上书奏记施于世事者而言。 然《论衡》谓：‘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是固以笔为文；文笔之分，尔时所未有也。今考六朝人当时言语所谓‘笔’者，如《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 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沈庆之传》（庆之谓颜竣曰：‘君但知笔札之事’。 ），《任昉传》（时人又云：‘任笔沈诗。 ’），《刘孝绰传》（三笔六诗：三孝仪，六孝威也。 ）诸‘笔’字皆指公家之文，殊不见有韵无韵之

别。 今案‘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兮，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诗品》引王远长之言，‘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而王融、谢眺、沈约扬其波。 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又通谓公家之言为笔，因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为名非从无韵得也。 然则属辞为笔， 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自宋以后之新说。 要之声律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 故梁元帝谓‘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也。’”这是黄侃先生对“文笔之分”的精彩解读。同样，许多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文笔之分”的创始人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在沈约、王融等人的诗歌声律理论探讨的基础之上，范晔提出了以“有韵”、“无韵”为标准的“文笔之分”。自此，古人逐渐认识到“文”（文学创作）和“笔”（公文写作）的性质及规律的本质差异，并且出现了一批研究文体差别的学者和成果，从三国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不同要求，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用大量篇幅系统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各种不同体裁公文的特点，表明古人逐步认识到应用性文体与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写作要求和创作规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秘书史将这一认识过程称为“文笔之分”。

由此可见，“文笔之分”的“笔”指的应是不重夸张修辞的应用文体，例如公文。就中国秘书史而言，“文笔之分”使得公文有了更加明确严格的格式与规范，为公文写作的历史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比较具有“笔”，即公文创作才能的代表人物是任昉。其曾先后被任命为太子掌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等。作为南朝秘书人员的一大代表，任昉“尤长载笔”，时有“沈诗任笔”之说。与擅长诗歌创作的沈约齐名，时人对其才能的肯定由此可见一斑。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是，任昉的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但是他却能在历史上成为名人，甚至进入成语典故，主要是凭他写作公文的杰出才能。作为文人，其文学素养可能并不突出，但作为秘书，在文字方面，任昉无疑是极为优秀的。

无论是骈体文还是文笔之分，是当时的公文写作的重要特点，也都是南朝文风的典型

表现。从深层次上分析，文风不只是文章之风、文人之风和文化之风，更是社会之风、时代之风、历史之风，文风如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