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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集锦

来源：伴沃教育

人民日报社论集锦

贴的近才会走得远

连日来，广大群众欣喜地看到记者编辑走进基层、走进社区、走进村边田头的身影，听到新闻报道带来的劳动之声、百姓之声和基层之声。

“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话，也是他作为一位院士的成功之道。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什么是大地？现实就是大地，群众就是大地，生活就是大地；什么是天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天空，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就是天空。只有深入基层，才不会坐井观天；只有走进基层，才能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得更全面，更透彻；只有走进基层，才能胸中有大局，笔下出精品，写出一篇篇“顶天立地”的报道、写出“让党和人民都满意”的报道。

新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为了谁，依靠谁，你是谁”的问题。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基层实践是新闻的第一现场第一源头，人民群众是新闻的第一坐标第一主角。只有扎根基层沃土，置身火热实践，新闻作品才能更具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有少数记者没有“与大地贴得更近”，写出来的报道不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而是“贴近网络，贴近电话，贴近材料”。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大报跟着小报走，小报跟着网络走，网络跟着微博走……有的记者因热衷于网上喧嚣热闹而迷失了方向，报道出现偏差；有的记者写稿子，靠鼠标点点，电话打打，材料抄抄……通讯手段的现代化给记者带来了工作的方便，但是我们应该懂得“每一种对方便的礼赞，都要警惕它是否只是懒惰的借口”。

一位外国摄影记者有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摄影和文字报道都是一个道理，其采访距离与报道质量有密切关系。“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走”是前提，“转”是关键，“改”是目的。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只有当“走”变为记者采访的自觉行为、变为一种采访习惯、变为记者个人性格的时候，我们才能收获到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命运。

有人形象地把“转作风”称为“接地气”，新闻工作者只有接了“地气”，写作才有灵气，说话才有底气。有人说，对于相同职业的人来说，其外在的活动空间和生活经历不同，会造成其内心思维活动的差距十分悬殊。新闻这一行更是如此，工作不深入，采访就会找不到感觉，写稿自然底气不足。深入首先要“身入”，转变作风是一门学问，走下去这是第一步。“身入”还要“心入”，真正从心灵上缩短与基层、与群众的“距离”，用心去沟通，用心去体验，用心去感悟。“心入”还要“跳出”，跳出基层写基层，“与大地贴得更近些，看天空才会更远”，站在更高处看大地，才看得更全。

基层有民生，亦有国脉。读懂了基层，才算读懂了中国。媒体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正在于此。

善用媒体方能推进“善治”

今天的社会已进入“全媒体时代”，信息渠道无所不在，报道触角无孔不入，权力在“聚光灯”下运行日益成为一种常态。对此，不少干部清醒地认识到，“批评是一种宝贵的支持”、“表扬和批评都是爱”。

当然，也有一些人闻功则喜，闻过则怒，指责批评报道“影响稳定”，断定是舆论监督“伤了事业”，抱怨“天下本无事，媒体来扰之”，把自己工作的过失推到传媒身上。

应当承认，确实有少数媒体在点击量、收视率、发行量的误导下，炮制“纸馅包子”，谣传“尸油煮粉”，持论耸人听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些做法无疑罔顾媒体责任，损伤了社会信心。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否定媒体的正面作用、拒斥舆论的批评监督。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正常的舆论监督正是工作的推进器。

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问题在先，舆论在后。这是我们判断媒体作用的科学视角。马克思说过：报刊是公众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敏锐感知社会痛点、难点、焦点，真实还原问题的发展过程，这既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履行胡锦涛总书记对媒体提出的“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社会职能的现实途径。

近年来，在质疑声中揭露“周老虎”真相、修复政府公信力，在反思“被精神病”现象中推动精神卫生立法，在持续追问中大力推动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这些案例，彰显了媒体参与、舆论监督的巨大力量，也说明媒体的介入和有关方面的积极反应，有利于形成推动“善治”的合力。

由此看来，一些领导干部慨叹，“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坏事变成了好事”，其实有两层意思。从媒体作用看，直面热点、反映问题，固然会带来一时的难堪与被动，却引起了疗救的关注，创造了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契机。从地方和部门作为看，媒体的“怎么看”再痛切深刻，没有相关部门“怎么办”的扎实接棒，问题矛盾依然不能破解。

于媒体而言，社会责任越大，就越要用好手中的话语权。一事当前，最需要客观公正地分析问题，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情绪宣泄；攻坚克难，最难得的是建设性意见和思路，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希望，而不是轻率地怀疑一切。纷繁复杂之中，媒体理性是重要支点，这才能涵养社会理性、推动社会进步。

对治理者来说，更应认识到，媒体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事件的终点，而常常是“拐点”。明智而负责的治理者，不仅能主动适应全媒体背景下的监督环境，把接受监督作为一种政治素养；而且能善待、善用、善管媒体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由“问题”入手，实现善治。在云南孟连，当地融化干群坚冰，创造了群众工作的“孟连经验”；在湖南郴州，政府理顺利益格局，变暴力强拆为和谐拆迁，无不见证了这种变化。

“一条微博、一段微视频、一句流行语，都是微动力，都可能成为引起风暴的蝴蝶翅膀”。这“风暴”，到底是“过也，人皆见之”的嘘声，还是“更也，人皆仰之”的掌声？赢得好评，当从善待“差评”开始。

攻得破”与“守得住

在残酷的战争中，善攻者必有运筹帷幄之略、万夫不当之勇，善守者必有兵来将挡之策、水来土掩之法。善攻者可摧城拔寨、攻城略地，善守者可守得密不透风、固若金汤。自古以来，善攻者往往也善守。如蜀汉名相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把最弱的事业做大做强，最终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就在于他深谙攻守之理，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守相得益彰。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也需把握好这攻与守的关系。

攻，就须“攻得破”。从现实情况看，党员干部亟需攻破者，一为阻碍学习的堡垒，一为阻碍发展的堡垒。学习的好处无须多谈，之所以需攻，就在于学习往往因难以坚持而被放在了一边。这就要克服学习的惰性，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并将平时所学转化为工作实践的能力。要发展，总是会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和矛盾，而这成了一些干部裹足不前、回避问题的原因。唯有主动到条件最艰苦、环境最复杂、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去，同大家一起研究办法、采取措施、破解难题，才能打开发展新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党员干部更要“守得住”。

首先就是守得住思想防线。思想上的滑坡必然导致前进方向的偏离，引发行动上的溃退。因此，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养乃是最基本的思想建设，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的党性，不能忘了是在为谁服务。唯其如此，方能自觉守信念、守纪律、守清贫、守寂寞，面对各种诱惑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次要守得住法纪红线。试看落马贪官，哪个不是守不住法纪法规，最终以身试法？身为领导干部，不可不知法知规。没有法治观念，缺乏法纪意识，迟早会犯错误。因此，党员干部必须不断提高鉴别力，加大自控力，增强免疫力，始终把法纪法规、党纪条规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再次是守得住从政底线。要从小处着眼，从小节着手，“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搞“小圈子”，戒除“小爱好”，远离“小兄弟”。古话说：“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党员干部搞一次特殊就丢掉一份威信，破一次规矩就留下一个污点，谋一次私利就失去一片民心。要时刻认清自己的身份，检点自己的言行，珍惜自己的名誉。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攻得破”是要求，“守得住”是关键。守得不严，“蚊虫”与“苍蝇”就会乘虚而入。相反，守得再好，攻克不了发展难题，甘于平庸当太平官、无能官、无为官，“守得住”就没有积极作用和实际意义。只有善攻且善守者，人生道路才能走得稳，从政道路才能走得远。

暴雨致积水严重，城市内涝是考验更是拷问

逢雨必涝、逢暴雨必瘫，每年夏天，不少城市便会陷入这种“宿命”中。据报道，此前，由于暴雨突袭，江城武汉变成“水城”，此处“水漫金山”，那里“行车如船”……正当人们反

思城市管理水平时，发生在武汉的一幕，昨天又被首都北京“复制”，不少市民纷纷调侃：“这哪是地下通道啊，就是游泳池。”“哥今天不是没带伞，是没带船。”“积水潭，名副其实。”“太夸张了，首都机场成了马尔代夫。”……调侃或揶揄也表达了牢骚之意。

一场大雨就让一座城市瘫痪，委实令人沉思。龙应台有个妙喻，要分辨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那么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如此，城市亦然。一个城市发达不发达，不光看GDP，瞧高楼大厦，还要看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下水道。

越是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越能检验城市管理者的水平；越是被人们忽略的细节，越能看出管理者的智慧；越是那些貌似不起眼的地方，越可能在紧要时刻考验管理者的应对能力。下场暴雨就让城市窘态百出，几成泽国，便不能不让人对这座城市的发达指数和相关部门的管理能力打个问号。城市内涝是考验更是拷问，城市管理者应该思考两方面问题。

其一，如何做好暴雨预警机制？政府部门在准确预报暴雨的同时，能否准备更为详细的应对措施？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的城市大涝等瘫痪局面？

其二，如何合理规划城市，特别是其地下布局？中国社科院学者袁晓勐直言不讳地称，“目前，部分城市的规划体制、城市规划队伍、城市规划理念等还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普遍表现为重生产、轻生活，重收益、轻环境，重短期、轻长期，重地面、轻地下，遇到城市灾害也就束手无策。”这种严厉的抨击不是无的放矢，它的确勾勒出了不少城市积弊。避免悲剧重演，最好的办法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规划中，别再只注重面子忽略了里子。

“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方可临危不慌。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才不会再次犯错。

责尽心安不计功利

有位在县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抱怨说，他多年坚持不贪不沾，每天很辛劳，工作很努力，但群众还是有意见，心中常感困惑和郁闷。这种情绪在干部中有一定代表性。

大多数干部确实很辛劳也很努力。每天起早贪黑，为经济发展上项目、筹资金思虑奔波，为保障改善民生而探索，就是节假日也很难有个“歇口气”的机会。换不来满意，其心情可以理解。

然而，群众不满意，并不是不体谅干部，也不是不明事理。说到底，干部还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努力”是干部的本分。从担任领导职务那天起，既应时刻记下组织的重托，也应明白群众的期待。群众在眼巴巴地希望你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期盼你屁股坐到群众的“板凳”上，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渴望你既要洁身自好，更应勤于政务。食人民俸禄，就当尽心竭力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努力工作当属最起码的要求。

群众满意才是标准。群众瞅着的，是你的努力是否解决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安定等实实在在的问题，百姓是否真正享受到因你努力工作而带来的成果与实惠。假如你成天忙忙碌碌，却事倍功半、成效低下，甚至将精力耗费在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上，辛劳在应对上级检查的表面文章中，或是奔波于觥筹交错的接待里，群众怎么会没有意见？

“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干部成绩的大小，群众是裁判；努力不努力，群众满意是标准。不然，你尽管“努力”得满头大汗，群众却不知你为谁而干；整天累得够呛，群众却不买账；自感尽其所能，群众却不领情。王伯祥曾在山东寿光任县委书记五年半，使该县发展为全国百强县第二十四名。20多年后，他的名字依然为寿光人民所传诵。

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职努力为人民，退休后22年一心带领群众造林致富，并将价值超过3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被群众誉为“草鞋书记”。相比这样的“努力”与“辛劳”，有抱怨的领导干部都需要深思。

百姓心里有杆秤。一方面，形象工程蒙哄不了群众，掺水的政绩欺骗不了群众；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确因客观条件和环境限制难以速见成效的事情，只要尽心尽力了，就不必计较是不是得到夸奖。群众决不会只看效果不管过程，把板子全打在干部身上。

“廉政不做贪官，勤政不当懒官，仕政不为庸官。”责尽心安，不计功利，才能放下抱怨，放平心态，聚精会神地想民需、体民愿、帮民困、解民难，切实将应有的“努力”转化为群众的“满意”。

让百姓唱主角

增强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说服力，需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普通百姓登上讲台、担当主角。今年以来，北京市以“党在百姓心中”为主题，深入开展百姓宣讲活动，让普通市民讲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为我们做好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让百姓唱主角，从身边看变化。宣传思想工作归根到底是群众工作，根基在群众、智慧在群众、力量在群众。百姓宣讲团的成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来自各行各业，选的都是百姓最了解的身边人，讲的都是百姓最熟悉的身边事。他们看似很普通，却与群众最贴心，他们的事迹看似很平淡，却让群众感觉最亲切，这些身边的变化看似不起眼，却往往能够让群众看明白、看真切。宣传思想工作只有聚焦群众生活点滴，从身边变化中选材取料，才能更好地阐释深刻主题，讲清重大道理，坚定人们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让百姓唱主角，用事实传真情。“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百姓宣讲不是用大道理讲发展，不是仅从宏观谈变化，而是以一个个有血有肉、朴实感人的故事为切入点，通过真人、真事、真心话，表达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深情。这些故事都源于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提炼而不拔高，赞颂而不夸大，动情而不煽情，如同涓涓细流注入百姓心田，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春风化雨的效果。真实真情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生命，只有尊重群众，尊重事实，坚持让群众说话、用事实说话，才能经得起群众的检验，迸发出强大的情感力量，才能站得住、传得远。

让百姓唱主角，以贴近引共鸣。百姓宣讲的主角从群众中产生，与听众身份相近、情感相通。他们宣讲的内容是党为人民办的一件件好事实事，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他们宣讲的语言是“拉家常”似的语言，群众喜欢听、听得懂；他们宣讲的形式是“交流面对面、沟通心贴心”，打破了台上台下的固有界限，使听众有亲近感，能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百姓宣讲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多地把镜头对准群众，把版面留给群众，把舞台面向群众，宣传思想工作才能做到群众的心坎儿上，才能让群众听得进、听了信、信了服。

社会需要“怎么办”思维

社会向前发展，总会伴生新的问题。以“问题”思维去“发现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社会要前进，仅靠“问题”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运用“为什么”思维，导引社会“怎么看”问题，分析和回答“为什么”。然而，处在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为什么”思维仍然不能为出现的各种问题提示正确的方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这就迫切需要“怎么办”思维。

在看到问题之后，又弄清楚了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而找到办法解决它，这是社会前进的一

个简单逻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怎么办”思维显然是对社会前进有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进取的思维价值取向，不仅能促使社会各方在“解决问题、推动进步”上凝聚共识，也能在促使人们在一起想办法中焕发智慧、激荡智慧、汲取智慧。

最近，中宣部理论局组织撰写了通俗理论读物《从怎么看到怎么办》，针对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物价、分配、住房、就业、医疗、教育、腐败等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回答。这种直面社会问题、直接回应“怎么办”的方式，运用的正是“怎么办”思维，既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举措上为广大干部群众解疑释惑，又促使各方把智慧力量凝聚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上来，也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建树“怎么办”思维。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身处“艰难困苦”之境，最终仍能取得“事业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善于“预见和准备困难”，“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彰显的是一种政治大智慧，从思维方式上看是一种“预见性”思维，从思维价值取向上来说即是一种“怎么办”思维。

在当前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实现公共治理的“善治”，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样需要“预见性”思维，尤其需要“怎么办”思维。对于各社会成员来说，这种“怎么办”思维更为重要，它是“人民首创精神”的重要组成，是群众无穷智慧与创造的思考起点，不仅有利于公民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彰显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有利于提升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和建议抵不上众人的意见和建议，一个人想办法不如大家都来想办法。当社会各方都形成这种“怎么办”思维，都在思考怎么解决问题，再艰难的问题也有最佳的解决办法，只要人民群众“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实现善治就有取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

躲不开、绕不过”提醒了什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连同此前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等举措，信息公开这一社会普遍关注、高度期待的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前推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难度也与日俱增。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实践表明，收入分配、公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公务员财产申报……在一些关键环节，改革往往牵一发动全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许多重点领域，改革面对种种利益堡垒，此关不破难有突围。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与前期放权让利、侧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更为复杂。在深水区作业、艰难处攻坚，改革已从普遍受益的“帕累托改进”，过渡到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调整分配，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权衡和博弈。更重要的是，政府也日益面临着自我改革的使命。

现实中，一些领域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一些领域改革方案制定尚未提上日程，一些局部领域的改革时有退缩反复。这一方面说明自我改革的艰难曲折，同时也表明，无论是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还是小富即安的求稳心理，都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改革。

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选择回避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但必然错过重要战略机遇期，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面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采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能躲就躲、能绕就绕，必然挫伤群众热情，甚至引

发更多更大的矛盾和问题。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不躲不绕，坚持正确方向，敢于触动体制机制障碍，改革才能以新的突破、新的创造，唤起全社会的改革热情，在发展中赢得先机。

“凡用兵者，攻坚则韧”。我们战胜的困难有多大，我们取得的成就也将有多大。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血肉长城；当“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党毅然打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大门。今天，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继续发扬无畏无私的改革精神，中国的发展进步必将开启一片新天地。

让科学发展观主导发展的思维

北京市上半年GDP增长8%，增速全国最低，质量却排第一。这不是经济出现滑坡，而是北京着眼科学发展战略布局，主动降速度、调结构、转方式，以把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动权。年初，中央将今年GDP增速定为8%左右，全国大多数省份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9.6%的水平。

发展是快好还是慢好？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快是擘画蓝图的神笔，有的快则是祸害的源起；有的慢是勤修内功的表现，有的慢则是不思进取的懈怠。

发展可以快，但不能忽视了它的要素和内涵。低质量的发展，建不成现代化强国。不安全的发展，带不来人民福祉。不公平的发展，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结构不合理的、低水平的发展，经不起市场的风浪、变幻的风云。不科学的发展，难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无视这些基本道理，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发展速度该降的不降，如同“沙雕”巨轮，外形好看，却试不

得水，更承载不起东方大国的扬帆远航。

发展应当统筹兼顾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社会和文化的整合力、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承受力。自然资源大多取之有尽，用之而竭，吃了子孙的饭，把生态破坏了，把所得投进去也难再修复。把人们生存的环境污染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注重社会整合，不注重文化培育，不注重人的精神调理，人们就会丧失生活的乐趣，降低幸福的指数。无视这些基本道理，无视科学发展的要求而一味追求速度，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

科学发展观是一门思维科学，看待事物讲方法，分析问题讲辩证，要求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发展正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抓住机遇把经济搞上去，历史未必总把机会留给中国。但一些地方、行业、领域的发展实际千差万别，面临的环境条件各不相同，讲求一致的发展速度是教条和机械。具备了条件和能力，注重了发展的要素和内涵，兼顾了发展的各方面利益，完全可以走得快一些，慢下来就是精神懈怠。相反，不顾条件和实际地大干快上，这样的快也不是科学发展。

据报道，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30多个城市欲建“金融中心”，若干城市不适合建地铁也要上，一些地方都在不惜大肆举债搞建设，不少地方、行业、领域在一窝蜂似地宣称“跨越式发展”。是否坚持科学发展？不妨用科学发展观这面“镜子”照一照，用这把“尺子”量一量，看看是否真正科学。

重大决策事项只请意见相同或相近的专家，只听一面之辞，常常使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走过场。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动不动就压缩工期、提前竣工，向重大节日、纪念日献礼，但求“功成必在我任期”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工程进度，没有做好群众工作就强拆的事情也屡禁不止。我们不妨用科学发展观这块“试金石”试一试，用这枚“指南针”测一测，看是不是真正造福人民，有没有坚持以人为本，做没做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是治国理政的科学理论，应主导发展的思维，才会实现人和政通、民富国强。有些地方、行业、领域看起来你追我赶的发展热潮，实际上是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实质则是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影响尚未消除。由此看来，只有坚持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才有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坚定和自觉。

在“放弃”中坚守精神高地

如果说“获得”需要聪明，那么“放弃”则不仅需要勇气、胸怀，更需要大智慧。纵观党的90年，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懂得放弃，敢于放弃，舍得放弃，在放弃中坚守精神高地，令人感佩，更令人敬仰。

因为信仰，他们在放弃中走向新生。朱德当年为了救国而投军，在军界做到了将军。但为了理想，他选择了放弃，离开旧军队，出洋留学。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毅然走上了“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道路。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彭湃作为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原是广东海丰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富家子。在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他选择了放弃，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这些共产党人放弃高官厚禄财物，是为了追随信仰，为了获得光明。

因为理想，他们在放弃中始终追求。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船离开祖国。他在心中默念：“再见了，祖国。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早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经过十几年的奋斗，钱学森功成名就，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过着优裕的生活。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学森决定放弃这一切，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可以说，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的热血儿女追求理想、不懈奋斗，才有了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

心有精神高地，得失自是超然。“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

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这是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开国少将甘祖昌第三次申请回家乡当农民时说的话。“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从甘将军朴素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情怀。他参加革命30多年，三次负重伤，党给了甘祖昌相应的职级待遇，但当他感觉难以再继续做领导工作时，他选择了放弃。功成而身退，返乡种地29年，唯心中有理想、信仰没有放弃。

现代社会中，一些人面对权力、金钱，无厌无烦地一味索取，斤斤计较于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私欲越多，心灵的沟壑就越大，终而容易走错路。私利越多，心灵的负载就越重，终而可能被压垮。究其因，在于不舍得放弃。而从根本上来说，当精神高地上的信仰与理想变得荒芜，欲望与索取肆意生长，又怎么舍得放弃？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坚守，放弃是为了更好的坚守。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高地，共产党人更应该信守。如此，我们不仅活得轻盈而自在，更会活得光明而磊落。

反对意见也是良药

报载，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后，有记者问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教授回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提反对意见，往往给人的印象是唱“对台戏”。即便是潘家铮，也如他自己所言，在三峡工程初始时，是“最听不进反对意见的”，“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而他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感触，是“通过实践慢慢体会出来的”。正是由于反对意见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决策更趋科学合理，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接近其本质。

日常工作中，提反对意见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却被一些人视为做傻事，不合时宜。这也跟所谓的“好人主义”哲学有关，对上只报喜，不报忧；对下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对内只栽花，不栽刺；对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哲学的信奉者多了，我们能够听到的反对意见就越来越少了。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上级决定，一呼百应；开会研究，一致通过；选举任免，全票当选。而正是这种“完美”的背后，很可能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埋藏着隐患。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事物的发展运动充满着矛盾。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会受到种种局限，因而充满曲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矛盾，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反对的意见、批评的声音。

一事当前，出现不同意见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能够涵纳不同意见的胸襟和底气。广开言路，把问题摆明，在多角度、多方位的论证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向，即使发生一些论争，又有何妨？三峡工程之所以顺利建成，发挥出预期的效应，尊重、倾听反对者的意见，对照反对意见，进行科学论证，使设计施工方案不断得到优化，对工程的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所谓多一份反对意见，就多一份备选方案；多一份反对意见，就少一份片面和失误。

从这个角度讲，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是一剂良药，使我们从不同的认知中，全面客观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权衡利弊得失，进行科学决策；反对意见是一块警示牌，警示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做到认真负责，使工作的成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对意见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讲求科学，求真务实，善于进行换位思考，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去审视问题，检查工作得失，不断修正失误，改进不足。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走向成功，我们需要党国同

德、上下同心，社会和谐，但也需要包容和尊重不同声音。

“制度能力”体现执政能力

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来说，践行政党宗旨、实现执政目标，制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90年来，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1927年，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建设的核心思想就已写入党章。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到“党内监督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文件出台，对制度的高度重视，使得我们党能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引领时代变革，成为创造历史的领导力量。

过于集中的权力，往往缺少纠错能力，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后果不可挽回。唯有依靠制度，才能将权力整合至一个统一的治理通道中，在保证政令畅通、执行坚决的同时，还能有力监督，避免权力高度集中导致“一言堂”等党内不正之风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增强，也是一个政党与时俱进、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制度方面，我们也曾有深刻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对法治和制度的破坏，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同志反思这段历史时，认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作为执政党，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来应对；既有制度的

约束力、执行力也需要不断增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无论是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还是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都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制度能力”。

近些年来，少数地方出现腐败案件，从被称为“许三多”的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到将20多个亲属调入本系统的“最牛烟草局长”，很多都与制度的弱化有关。只有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构建起“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才能永远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党的制度创新也无止境。无论是惩防体系的建设还是党务公开的要求，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还是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诸多有益尝试，正在各地进行。这样的实践，肯定会有诸多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但巨轮不可能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出航，唯有以更大的决心、智慧和勇气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才能不断增强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完成“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常思做人为政用权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将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和挑战。如何做人、如何为政、如何用权是最为直接和具体的考验，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是最为根本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里面讲的不忘做人之本、不移公仆之心、不谋一己之私，值得深长思之。

为什么立身要不忘做人之本？在群众心目中，领导不仅是一种管理的权力，更是一种示范和榜样。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导干部应以高尚的品德影响人，以模范的行动带动人。有德才有威，有威群众才信得过；有德才有为，有为才能凝聚人心和力量。对领导干部来说，如何立身，如何做人，不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风气的导向和引领。领导干部以德为先，其意义就在于，忘记做人之本不仅贻害自己，更会贻害党的事业。我们要记住，领导干部来自老百姓，但不能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必须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为什么为政要不移公仆之心？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就是服务”，道出了领导干部这个岗位的真谛。“吏者，人役也”，古代官吏尚且懂得为官是清苦之事，早起晚睡，夙夜为公，不敢有须臾懈怠。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应该比封建官吏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优秀领导干部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他们经历不同、岗位不同、风格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以公仆之心对待人民，对待工作，始终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工作和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民谚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话虽朴实，道理却很深刻。

为什么用权要不谋一己之私？权力是天下公器，不是哪个人赋予的，也不是自己生来就有的。用权不为公众服务，这样的权力迟早会被剥夺。应该看到，权力具有两重性，为老百姓做事，就会造福一方；为一己之私谋利，就会为害一片。最近伏法的贪官许迈永、姜人杰，即是明证。贪腐不是天生的，所谓“温水煮青蛙”，一旦不能正确看待权力，不能正确处理私利，就会闻不到马屁的臭味，看不见诱饵的祸心，听不进良言的规劝。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为谁用权，如何用好权，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对领导干部来说，是个不可逾越的红线。

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为了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下什么。想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警醒，自觉把人生坐标定位于服务人民群众，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民族复兴，在文化自觉中前行

“那个文化觉醒后的清晨，走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从遥远西方盗来文明火种。从此，文化涅槃，文明蝶变。一个民族也走过长夜，走过坎坷，走进曙色。”激情燃烧的七月，一位学者在深情回眸中这样评价。

而他笔下走过90年壮阔岁月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有激情却更为理性——“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塑造高尚人格，推进文化改革，进行文化创造，共享文化成果，“七一”重要讲话中，这一面向未来的重大文化使命的提出，使得“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课题，有了明确的方向。

对文化的理解，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感受深刻。这个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的民族，曾以五千年文脉涵养了一个泱泱中华。然而，近代以来的封闭与落后，令其社会与文化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深深撕裂，不仅留下苦涩的“李约瑟之谜”，甚至被西方讥为“存在即是时代的错误”。历史在残酷又深刻地揭示着一个规律：文明的兴衰起伏、文化的强弱更迭，决定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走向。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从“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一次次不甘屈服的抗争与探索，都未能找到民族自救自强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理论为旗帜，用深刻的文化自觉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觉醒，最终突破“三千年之未有变局”，亿万人民复兴之梦日渐清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的旗帜。而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本质属性，更成为一个动态过程。如果说，百年前的文化自觉缘于救亡图存的急迫，那么，今天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更着眼于全球化趋势，也更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质。

多元思潮冲击下产生的“迷惘一代”，多种价值观碰撞下的“失落的文明”，告诫我们：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必须上升到重要位置。全球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的“口红效应”、社会深刻变化时期文化的“精神纽带”，启发我们：文化的力量需要以更大发展去激活。我们固然从积贫积弱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文化的价值输出与话语分量还处弱势的现实，更警醒着我们：没有影响世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就绝无世界强国的梦想成真……重新认识文化、确立文化、创造文化、共享文化的过程，是一个时代文化坐标的标定、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一个国家整体力量的显现，更是一个政党引领人民前进所必需的精气神。

上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几年前，一生研究社会学的学者费孝通，用晚年全部学术精力为“文化自觉”鼓呼，“中华民族的复兴，正在于文化的复兴”。今天，当文化的较量已成为国与国的核心竞争，托夫勒所言“一个国家硬实力不好，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好，可能不打自败”正在变为现实。前行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不妨重温恩格斯的那句名言——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大进步”。

平抑物价需要“民生杠杆”

要让民生杠杆在高企的CPI上保持平衡，稳物价之外，应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帮助中低收入者缓解压力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上涨6.5%，创下3年来新高。在

CPI不断上扬的今天，类似的“创历史纪录”消息不算新闻了，更多人关心的是，CPI高企之下，民众的生活水平如何保障？在保增长与物价上涨、通胀预期增强之间，民生该如何安放？

CPI数据的上涨曲线在百姓日常生活账本中看得最清楚明白。数据表明，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城市上涨6.2%，农村上涨7.1%；食品价格上涨14.8%，非食品价格上涨2.9%。可见，在物价涨幅上，农村高于城市，食品高于非食品。这意味着，在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村，人们所承受的物价上涨压力要大过城市；意味着，在恩格尔系数还停留在40%左右这一高点的中国，将有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日常生活因此捉襟见肘。

物价“冷暖”，中低收入人群先知。从媒体晾晒的百姓日常支出账本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高企的CPI给中低收入者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收入在增长，可“当家却越来越难”。上海媒体报道的小区保安老颜一家的生活账本就显示，从2010年2月到2011年6月，这个家庭的月支出平均多了1200余元，去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给女儿请家教等每月多支出三四百元外，其余增长的开支全在柴米油盐上，对于月收入在3000元的老颜一家而言，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稳定物价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保增长、控通胀、稳民生之间寻找一条平衡道路，其背后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的大命题，需要政府的智慧、耐心和持久的努力。但是，稳民生却不只是稳定物价。在物价涨跌成为常态的今天，要让民生杠杆在高企的CPI上保持平衡，稳物价之外，应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帮助中低收入者缓解压力。

中低收入人群最先感知CPI的波动，也应最先得到社会保障的护佑。今年以来，各地纷纷给出租车司机及种粮、生产农副产品的农民以补贴，全国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这些短期、长期的财政政策既保障了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也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

但是，这些政策还只是一小步，如何在稳定发展速度的同时，让群众分享到发展的红利，而不是成为高物价的受困者，仍然需要更多实质性举措。

今年以来，为了应对物价上涨，香港、澳门地区出台了一系列宽减赋税、扶助弱势的措施，比如补贴电费、派发津贴、提高个人缴税起征点、降低标准税率、宽免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等。这些做法未必完全适合内地，但也反映出一种共识，即通过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构建完善福利体系来分担民众通胀压力，让全民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惟如此，高企的CPI才不会成为高空钢丝，物价上涨的不利因素才会降到最低，其传导效应也会大大减小。

消除隐患方能重树信心

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事故发生，是因为对存在的隐患治理不彻底、不认真、不坚决”。4日，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针对当前热点做如此分析。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谈到如何吸取 “7·23”事故教训时，也要求不得随意压缩铁路建设项目工期，并要求全面排查和整治铁路的安全隐患问题。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网上，“晒晒我们身边的公共安全隐患”，正成为近期网民们一个热议话题。

正如国家安监总局3日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是“异常痛心和忙碌的一个月”。面对沉痛教训，从政府到公众，纷纷痛定思痛，寻求对策。在焦灼的目光中，“隐患”成为一个焦点。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提出的加强安全生产六大措施中，“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排在第一位。

灾难是一面镜子，虽然残酷，却能照出真实问题，使一些平时看不到或者被忽视的真相凸显于眼前，也在人们的心里制造着不安与恐慌。人们从北京、深圳地铁扶梯突然逆行的事故，

看到了电梯质量和维护的隐患；从京珠高速客车大火致41名乘客死亡的惨剧，看到了携带易燃物的隐患；从上海特大火灾事故，看到了社区消防存在的隐患；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看到了座位没有安全带、出事后包厢门打不开、缺少救生锤、信号设备有缺陷等隐患……

不管是事故中自动浮现出来的隐患，还是人们受到事故的警示主动发现的隐患，既是威胁安全的现实隐患，也是冲击人们对公共安全信心的心理隐患。比如，地铁电梯事故发生后，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上表示“心有余悸”；铁路、公路上的故障、事故不断，影响着人们出行时对交通工具的选择。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安全生产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事故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如何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防患于未然？如何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继续稳步前行？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动人民力量，借助群众无所不在的雪亮眼睛，真诚倾听百姓对公共安全的各种意见，善用社会公众的智慧和力量化危为安。这不仅因为，公众作为“体验者”，晒出来的安全隐患往往目光如炬地指出了真实问题；更是因为，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下，隐患的背后凝结着社会关切，影响着安全预期，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信心是完全可以重拾的。1998年，德国城际高速列车也发生了死亡101人的惨剧。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公司进行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努力改进技术，严格规范。而今日，高铁仍然是德国人出行的首选。

因此，事故发生了，需要对公众疑虑和关切的每一个安全隐患都作出“真诚负责任”的交代：让调查处理过程公开透明，使公众得到真相；对设备问题、管理问题、厂家问题、腐败问题等一追到底、毫不手软；查清事故原因，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进而采取科学有效的

改进措施。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堵住安全漏洞，增加安全系数，帮助人们找到安全信心的生长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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