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1815)摘要:早期学术界关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关系争论不断,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加大,方式更加多元,对环境
规制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广泛涉及有效性、测度方法和分类等热点问题。学者们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机制,且把环
境规制当成一个整体看待。不同环境规制作用机制和效果的差异、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关键词:环境规制;有效性;测度方法;分类Abstract: In the early academic circ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continued to be debated. As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methods
were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tinued to deepen,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hot issues such as effectiveness,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classification. At present ? most scholars do not have a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gar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a whol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cies are all new topics worth studying.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measurement method; class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21( 2019 )05-0072-051引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经济 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但是随着工业化生产大规模
长将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能长期持续的观点,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个观点 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
展开,我国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关注o随着社会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和政府对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认识愈来愈深刻,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环
期,Grossman和Krueger[2]利用全球环境监控系统的 基础数据首次验证了污染物和人均收入之间呈“倒
U型”关系,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空气质量首
先出现恶化,但是一旦国民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空气 质量就开始改善,这种关系曲线被命名为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经济的高速发展可能会以牺牲自然环境 为代价,很多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起制定了
境保护政策,并且环境规制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大。随 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加大,方式更加多元,学术界对 环境规制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本文梳理了环境规制
的相关理论、测度方法和分类的热点问题,以期为相
关研究提供参考。较为严格的环境标准,由此引发了环境规制是否会 增加企业成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
2环境规制的相关理论研究2.1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1]提出经济增
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不利于经济的增长⑶。90年代初以波特假说为代表
的“创新补偿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短期内环收稿日期:2019-03-06 ;修订日期:2019-05-15。作者简介:孙文远,男,1970年生,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通讯作者:夏凡,女,1994年生,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规制与就业,E-mail:xiafanl222@163.com境规制会带来企业成本的提高,但是长期来看,适当 的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企业污染物排放减少的同
时,可能会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选择更清洁和高
效的生产技术,从而增强了竞争力。“污染避难所假 说”将贸易引入环境与增长的问题中,由Copeland和
Taylor⑷最先提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环境规制差
异将最终导致高污染企业不断地从发达国家迁移至 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的变化中可以发现,发达国
家污染工业比重减少、污染品进口增加。2.2环境规制的有效性2.2.1基于地区间策略性互动角度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政策存在明显的策略博弈和
模仿行为,地方政府为了使本地企业在市场中获得 竞争优势或者吸引其他企业投资,可能会降低环境 排放标准,相应地,临近地区政府也会采取相似的策
略作为应对,导致地区间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不断下
降,这种经济竞争会导致环境政策形成“逐底竞争” 的现象,造成更严重的污染现象⑸,特别是长期以来 以GDP为导向的官员晋升机制加重了这种现象叫
Barrett[7],Markusen等⑻分别构建两国企业双寡头
模型和两地区企业动态模型,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推
出“逐底竞争”的可能性。张华⑼从地方政府面临的
利益激励与社会公众约束出发,构建地区间环境规 制策略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环境规制非完
全执行的普遍性。在实证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利用空 间计量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了检验。Woods[10]对美 国洲际间联邦煤矿安全条例执行、朱平芳等皿对中
国277个地级市环境标准执行以及张可等[⑵对中国 省域间环保投入的考察均验证了环境政策的“逐底 竞争”效应。随着以GDP为导向的官员晋升机制转
为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中的官员考核体系,这种由“逐 底竞争”导致的更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有所好转血。
2.2.2基于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角度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需要不 同主体发挥作用并有效配合。西方国家公众“用手投
票\"的机制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Harsman和 Quigeley[14]的研究表明这种机制能够影响环境治理
政策的制定。快速发展的网络媒体也是有效的表达 渠道之一,Gentzkow等发现美国更多的关于环保 问题的报道促进了官员对环境的治理。在中国,随着社会公众对自然环境的诉求越来 越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多方参
与的环境治理需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血。民众对地 方政府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
现:一是通过信访等方式向地方政府表明对环境治 理改善的诉求,二是直接向上级政府表明其需求,上 级政府再对地方政府进行督促口 o3环境规制分类研究环境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 非竞争性,由于经济行为人难以从社会福利最大化 角度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问题,很容易面临由
于过度使用导致的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是解决自然 资源过度使用、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方式。西方 主流经济学关于环境政策的选择形成了“庇古税原 理”和“科斯定理”两类观点。“庇古税原理”是指庇古
1920年提出的通过征收庇古税或发放补贴来控制环
境污染产生的外部性影响,“科斯定理”是指以科斯
定理为基础的通过自愿协商等交易将环境的外部效 应内部化,达到配置最优。这两个理论也是后来研究 环境规制问题的基础。3.1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角度发达国家更早地使用了一系列环境规制工具,
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工具包括: 直接的法律工具,指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企
业进行约束,对未达到要求的企业予以处罚,如政府 制定的环境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市场型工具,指
通过市场信号为企业提供经济激励,引导企业在追 求利润的同时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包括坏境税费、 可交易许可证;自愿型工具,指以信息手段和公众参
与为特色的政策进行环境规制,如信息公开计划或 项目、自愿协议、环境认证和环境听证制度等3。经
历着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逐渐认
识到了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也 在积极效仿这些规制手段。基于不同的角度,学者们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分
类有不同的标准,Weitzman[19]根据环境规制对经济
主体行为约束方式的不同,最早将环境规制工具分 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和以市场为主导 的经济激励型工具。黄民礼㉔认为环境规制除国际
上常见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控制型外,还包括如环
境自愿协议等的非正式型环境规制方式。赵玉民等皿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将环境规制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并分为显性环境规 制和隐性环境规制,显性环境规制包括命令控制型、
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隐性环境规制则指 的是内在于个体的、无形的环保思想、环保观念、环 保意识、环保态度和环保认知等。纵观学者们的结 论,较为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将环境规制工
具分为3类: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与自愿型。该
分类正体现了环境规制政策历经的3个发展阶段, 即从单一的政府命令控制型到给企业更多自主性的
经济激励型,再到以信息手段和公众参与为特色的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三者共同发展完善。3.2基于环境治理方式角度将环境规制政策分为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主 要是基于不同环境治理思路的考虑,末端治理的基 本思想是“先污染,后治理”,这种治理方式不仅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处理污染物产生后
的再处理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且“三废” 的处理只有环境效益而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只会造
成企业成本的上升叫 此外,污染物作为产出的“附 属品”,体现出企业要素投入的利用率,而末端治理
不能将污染控制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这样的环境 治理方式大大降低了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前端治理的核心在于实现清洁生产,清洁生产 的概念最早于1976年在欧洲共同体的巴黎无废工
艺和无废生产国际研讨会上提出,随后开始了在各
国的实施,各国政府和企业积极探索如何在生产过 程中减少污染的产生。1988年,荷兰技术评价组织 制定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政策;丹麦于1991年
6月颁布了新的丹麦环境保护法推行清洁生产;美
国国会于1990年10月通过《污染预防法》,取代了
长期以来的末端治理政策。2003年,中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颁布,用以规范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清洁生 产可以将污染控制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有利于合 理地利用资源,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相较于末端治
理,前端治理具有降低污染物处理费用、减少二次污 染等优势旳。4环境规制测度方法研究科学测度环境规制能帮助一国政府及时掌握政
府环境治理在实践中的演变特征,进而有利于调整 并完善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目前,现有文献中关于
环境规制的测度指标大致归纳为四大类:基于政策 目标角度、基于政策工具角度、基于指数构建角度和 基于计量方法角度。4.1基于政策目标角度地区层面上,Wu H等沏通过分析中国环境统 计数据发现,“十一五”期间全国各地区COD减排目
标存在明显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的减排目标显著高
于西部地区,认为COD减排目标可以作为衡量各地 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的指标。企业层面上,企业产出
规模越高,能耗越大,同样的节能减碳目标,生产规 模不同的企业代表了不同减碳政策强度五。据此, 康志勇等涸利用中国政府2011年开始实施的《万
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方案》,将“万家企业”在“十二 五”期间的节能减碳目标规模除以基期的生产规模
作为减碳政策强度的度量。4.2基于规制工具角度Montero[27]比较了 4种政策工具,包括排放标
准、绩效标准、可交易许可和拍卖许可提供的环境研 发激励,研究发现如果市场是寡头垄断的,那么标准 可以提供比许可更大的激励;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
的,可交易和拍卖许可提供了类似于排放标准所提
供的同样的激励。Rousseau和Proost[28]将规则制定、
实施、监控和执行成本纳入政策工具的成本比较中, 利用部分均衡模型来模拟公司在面对不同的监管工
具(排放税、排放标准和技术标准)和执行工具(刑 事罚款)组合时削减成本和合规决策方面的差异。
Macho-StadleW]研究了当环境监管基于不同的工具
(标准、税收和可交易许可)时企业在排放和合规方
面的决策,结果表明,在使企业排放量减少方面,环 境税优于其他工具。Requate和Unold⑶]通过环境政 策工具研究采用先进减排技术的激励机制,发现税 收可比许可证提供更强的激励。马富萍等皿以资源
型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 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命令一控制型环
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激励
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许士春等宓采用企业最优规划
模型比较分析了污染税、可交易污染许可、污染排放 标准和减排补贴对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税、 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具有相同的实施成本,可
交易污染许可的实施成本最低。4.3基于指数构建角度毕茜等⑶]和龙文滨等曲考虑到不同政府部门 所制定的环境政策的效力层次差异,从法律法规威
慑力及法律条文内容相关性两方面进行评分,构建 综合指标来刻画环境政策规制强度。不同行业的差
异导致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存在差别,李玲和陶
锋沏构建了由1个目标层和3个评价指标层组成 的测量我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体系,分析 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4.4基于替代指标角度由于环境规制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且关于
该变量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因此很多文献采用替 代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包括地方政府颁布环 境规制法律政策的数量泅、排污费收入〔37-38]、治污
投资占企业总成本或产值的比重a、人均GDP[40]、
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密度[4,] o5研究综述与展望综合以往研究结果发现,学术界针对环境规制 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第一,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或贸易等领
域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而基于环
境规制理论构建模型的相对较少,使得研究的理论 性较为薄弱。第二,以往的研究缺乏对环境规制政策
内涵的分析,环境规制仅用单一指标来度量,比如采 用人均GDP作为替代指标、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
度、环境治理成本定量指标,等等,这样仅用单一指 标描述环境规制这一复杂综合的概念并不准确。第
三,大部分文献仅从总体进行环境规制影响效应的 分解,没有很好地梳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机
制。今后的研究可以从理论分析入手,对环境规制进 行分类,对比分析不同环境规制作用机制的差异和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指导环境 规制在中国的实践。参考文献[1 ]Meadows D H, Meadows D H, Randers J,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1972)[Z]. Google Scholar, 1972.[2 ] Grossman G M , Krueger A B .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J ]. Social Science75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1,8(2):223-250.[3 JChristainsen G B, Haveman R H.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the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 [ 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1981,8(4):381-390.Copeland[4] B R, Taylor M S. North -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 J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755-787.[5 ] Ulph A. Harmonization and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 federal system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 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0,39(2):
224-241.[6]Wu D , Xu Y , Zhang S . Will Joint Region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be More Cost-effective?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 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149:27-36.[7 [Barrett S.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re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4,54(3) :325-
338.[8] Markusen J R, Morey E R, Olewiler N D. Noncooperative
equilibria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when plant locations are endogenous[J]. Nber Working Papers, 1992,56
(1):55-77.[9] 张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一对环境规制
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6(7):
74-90.[10] Woods N 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test of the race—to—the—bottom thesisf J ].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 2006,87( 1): 174-189.111 ]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
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6):133-145.]12]张可,汪东芳,周海燕.地区间环保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内
生策略互动[J].中国工业经济,2016(2):68-82.[13] 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
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 验证据[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49-62.[14] Harsman B, Quigley J M. Political and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congestion pricing: Ideology and self-interest[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 Management, 2010,29(4):854-874.[15 ]Gentzkow M, Shapiro J M. What Drives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U.S. Daily Newspapers [ j]. Econometrica,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0,78(1):35-71.[16]李胜.两型社会环境治理的政策设i——基于参与人联
盟与对抗的博弈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30(5):
92-96.[17 ]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等.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
[J].管理世界,2013(6):72-84.[18jMcAllister L K, Van Rooij B, Kagan R A. Reorienting
regulation: pollution enforcement in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J]. Law & Policy, 2010,32( 1): 1-13.[19] Weitzman M L. Prices vs. Quantities[ J]. Review of Econo
mic Studies, 1974,41(4):477-491.[20] 黄民礼.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及其执行效率考察[J].华北
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10.[21] 赵玉民,朱方明,贺立龙.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
研究[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09,19(6):85-90.[22] 殷杉.“末端治理”与“前端预防”环保理念的差异分析
[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32-34.[23] 张晓琦,王强,曾红云.清洁生产环境管理政策在中国的
发展和存在问题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7,42
(12):191-194.[24] Wu H, Guo H, Zhang B, et al. Westward movement of
new polluting firms in China: Pollution reduction mandates
and location choic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7,45(1):119-138.[25] Fischer K, Schot J.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for indust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nee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1993,34(2): 230-239.[26] 康志勇,张宁,汤学良,等.“减碳”政策制约了中国企业
出口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9):117-135.[27 ] Montero J P. Permits,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Innova-
tionf 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
ent, 2002,44(1):44.[28]Rousseau S, Proost S. Compar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the Presence of Imperfect Compliance A Case Study [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05,32(3):337-365.[29 ] Ines Macho -Stadl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hoice of
instruments under imperfect compliance] J]. Spanish Econo
mic Review, 2008,10( 1): 1-21.[30] Requate T, Unold W . Environmental policy incentives to
adopt advanced abatement technology: Will the true ranking please stand up?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3,47
(1):125-146.[31] 马富萍,郭晓川,茶娜.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
研究——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检验[J].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2011,32(8): 87-92.[32 ]许士春,何正霞,龙如银.环境政策工具比较:基于企业
减排的视角[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32(11):
2351-2362.[33] 毕茜,顾立盟,张济建.传统文化、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2015(3): 12-19,94.[34] 龙文滨,李四海,丁绒.环境政策与中小企业环境表现:
行政强制抑或经济激励[J].南开经济研究,2018(3):20-
39.[35] 李玲,陶锋.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70-82.(5)[36] Low P, Yeats A. Do\" dirty\" industries migrate? [j].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1992(159).[37 ] Levinson A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ufacturersz
location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62( 1/2):5-29.[38] 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45(5):95-109.[39] Gray W B, Shadbegian R J.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Regulation,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Z].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4.[40 ]Mani M, Wheeler D.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iy in the world economy, 1960 to 1995 [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1998,7(3 ) :215 —
247.[41 ]Cole M A, Elliott R J R. Determining the trade environ -
ment composition effect: the role of capital,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 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46(3) :36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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