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洪武祖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创新制，成为其子孙奉行不易的“祖制”。内容有1．中央集权制度明初承袭元政治制度。在中央设中书行省制，由左右丞相统领六部处理全国政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因中书省、行省职权较大，明太祖逐步限制他们的权力。这些调整是明统治者对中央行政机构进行的改革，目的是集权于君主，确保明长治久安。2．法律明太祖命大臣依《唐律》制《大明律》，对不能援引《大明律》处理官民犯罪的“法外用刑”案件，制定《大诰》三编，要求臣民学习掌握。后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调整，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修订完成。3．对女主、宦官专权的防范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复著令典，对宦官控制也很严。具体说，有以下措施：（1）设置宦官不及百人。（2）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3）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4）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4．经济建立户籍和赋役制度，奖励开荒、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工商业政策和发行大明宝钞。综上，朱元璋制定各方面的制度，把他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他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要求他的继承者必须沿革遵行，“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胡蓝之狱： 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

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朱元璋对明朝建立有功的将领论功行赏，加封进爵。随

着时间推移，明太祖君臣之间逐渐出现了权力争夺。胡惟庸培植自己的势力，外收集军马。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进贡，胡惟庸等隐瞒未通报，

被宫中太监知道并告知明太祖，朱元璋加以追究，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被伏诛。十九年，爆发所谓胡惟庸指使林贤“通倭”，

二十三年封绩“通虏”的案件，胡惟庸谋反之事被揭发。牵连打击的人员无限扩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蓝玉谋反。蓝玉被族

诛，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族诛者达一万五千人，列名《逆臣录》。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四万五千人，合称为胡蓝之狱。

朱元璋为整肃吏治，以重典治下的一个表现。

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是明太祖的儿子朱棣和皇孙朱允炆之间，为争夺皇位而酝成的一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因藩王势力膨胀，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于是建文元年六月，建文发布了削爵及逮官属的诏书，以削弱藩王势力，遂引起朱棣强烈不满。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为了阐明起兵的正当性遂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建文元年七月至四年六月，为争夺河北、山东、江南等地区，朱棣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以他荣登皇位而结束。由于朱棣“举兵反，师名‘靖难’。因此，史书将这次战争成为“靖难之役”。建文帝失败究其原因是 ：建文帝“仁柔少断” 制约其“削藩”的坚定信心，同时缺少得力的文臣武将的支持以及内部的分裂投降，致使朝廷实力削弱，导致人心向背的变化。而朱棣身陷战阵，鼓舞士气，又善于利用人才，凝聚人心，逐渐扭转不利局面，取得主动权，此外神道的力量似乎也对其有利。“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尤为严重， 史书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

明代内阁制度：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

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被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明宣宗内阁的职权有所发展。内阁开始设西制敕房，并有了“票拟”之权，内阁日权重。明英宗正统以后，内阁又设有东诰敕房，于是内阁有承旨办事的下属机构。明世宗中叶，“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随着内阁权利不断膨胀，导致出现了君主专政与荒政，宦官专权，阁部之争等政治弊端。有明之无善政，废丞相是其制度根源。但明代内阁自始至终都不曾是明朝中枢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而是皇帝特设的草拟诏敕的场所，阁臣是皇帝选用的代言侍臣，或者说能参与机要的亲近侍臣而已，并没有成为在封建社会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体制。

十全武功：是指清乾隆时期的十次重大军事行动：从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高宗在执政期间进行了十次军事战争。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安定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以及降服缅甸、安南（嘉庆七年[1802]改国名为越南）各一次、两次反击廓尔喀,所以被称为“十全武功”，乾隆帝自称为“十全老人”。乾隆帝总结的十全武功，其实也是康乾盛世在军事全盛的具体表现。十全武功其价值在于安边固疆，同周边各民族离心势力进行了长期而不妥协的斗争，建立政治上的“大一统”，所以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同时，军事的强大，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之一；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繁荣、财富充足，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的绝对保障。

王门“四句教”王阳明弟子钱德洪认为其师有教人的“定本”：“夫子（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四句为教法， 即为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

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嘉靖六年夏，王畿与钱德洪论学，王机和钱德洪就王阳明的“四句教”发生分歧，王畿认为王阳明“四句教”为“四无说”，而钱德洪则认为是“四有说”。王门“四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宗旨是讲本体与功夫，道德的内心体验与日用常行的修养，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清代汉学：汉学又叫考据学或朴学。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朴实的经史考证为研究方法，学风朴实谨严。清代的经学研究尤为重视证据，强调考证，因此又称之为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发展至高峰，成为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所以又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以经学经世潮流的衰熄，文化思想的钳制，学者门走入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典籍的途辙，这促使汉学的复兴。关于清代汉学的分派，章炳麟将其分为“吴、皖”两派，张瞬微将其“吴、徽、扬”三派。清代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宋汉发生冲突，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主张“汉宋兼采”。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当然，汉学过分考据证“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为什么说 “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1．洪武时期“无相时代”的政治尝试

朱元璋为加强皇权，罢黜宰相，六部尚书直接向明太祖负责，实际上，君主兼摄

了宰相的职能。但不久以后，繁重的政务使他开始抱怨起来 “设四辅官”，这是朱元璋在“无相时代”对辅政体制的初步尝试。可见，这种尝试并不十分成功。

2、明代内阁制度的创设与发展

⑴内阁之创设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当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明史》卷72《职官志·内阁》） 明成祖即位后，特地简选解缙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阁臣的主要职责是：①“常立御榻左，备顾问。（《明史》卷147《黄淮传》）②“从容献纳”，所以明成祖高度重视：“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

⑵．内阁之发展明仁宗、宣宗内阁的职权有所发展：“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明史》卷72《职官志序》）明宣宗宣德初，内阁开始设西制敕房，明英宗正统以后，内阁又设有东诰敕房，于是内阁有承旨办事的下属机构。明世宗中叶，“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明史》卷72《内阁》）

3．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关于明代的内阁制度，其特点是：

首先，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其次，内阁的职权有限。内阁仅向皇帝提供施政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内阁阁臣，特别是内阁首辅超越职权范围，与皇权发生冲突，都没有好的政治结局。第三，阁臣的简选以及升转均只是荣誉性的职衔。

3、内阁制度下的政治弊端

明代内阁制度下的政治弊端有：

⑴君主专政与荒政朱元璋“乾纲独断”，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训告其子孙不得复设宰相，以后继位的君主严格遵守“祖制”。明朝治乱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国君勤惰决定国家政治的清浊。明朝17帝，除明太祖、明成祖有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勤于国政外，其他君主大多成为“问题皇帝”。如仁宗“耽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朝鲜李朝实录》卷41）宣宗“好游戏”，神宗怠政达三十年之久。

⑵宦官专权明英宗正统时 “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卷72《职官志序》）

逐渐形成阉党之祸：“明代阉宦之祸，酷矣。（《明史》卷306《阉党传》）特别是天启时魏忠贤，“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卷305《魏忠贤传》）由于阉党专权乱政，“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卷22《熹宗纪》）

3．阁部之争：明初至仁宣时期，内阁与六部关系较为融洽。但自世宗“大礼议”之争后，君臣关系、阁部关系均产生重要变化。内阁阁臣之间，或内阁与宦官之间、或内阁与六部之间逐渐产生矛盾。阁部之间的斗争在明神宗之时最为激烈。阁部之争的战场主要是“京察”。

综上，明代自明太祖废除中书丞相制度，天下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虽设立职司代言的内阁顾问机构，但由于制度的约束，内阁缺少委任责成的行政权力，故在君主荒政倦勤之时，对于天下治乱缺少足够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明代政治的良性运作和阁部大臣的施政积极性，故“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

宗社丘墟。”（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见，有明之无善政，废丞相是其制度根源。

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继承陆九渊的学说,所创造的“心学”,成为惟一堪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抗礼的儒学流派,对中国当时及后世读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他的心学思想又经历三次变化，逐步确立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1）心理合一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对“心”与“理”的关系作了总体上的概括 。王阳明在批评朱熹“格物”说分“心”、“理”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他把宇宙万物统一到人的主观精神之中。 认为“心即理”有两层意义：首先，意味着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融合。其次，内化的心又通过践履的过程进一步外化，心的外化表现为内在的道德意识在道德实践中取得一般规范的形式：即忠、孝等。这样，理融合于心（主体意识），心又外化为理（行为的普遍规范），心与理相即不相离。

（2）致良知

在王阳明看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

就是人心中的“天理”，是人主观意识的判断能力：将这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来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就是所谓“致良知”的工夫。“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这样，人伦关系逐渐变得合乎理性的规范，理性化的道德秩序也得到建立。

（3）知行合一

“知”就是人心中的“良知”，“行”就是将良知加以推行，也就是“致良知”，所谓“知行合一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王阳明要求把知、行作为一个工夫，在于说明“知”不能离“行”，他所说的“行”不是泛指人们的道德实践，而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工夫，也就是“减得一分人欲”，“复得一分天理”的道德修养，因而要求不必“专去知识上求圣人……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行迹上比拟。”所以，余英时先生称其为“反智识主义”。

（4）王门“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为王门“四句教”。它作为王阳明思想宗旨是讲本体与功夫，道德的内心体验与日用常行的修养，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王阳明死后，“王学”或“阳明学”流行天下，其后学的分异，黄宗羲《明儒学案》把王阳明诸弟子、后学区为八派，王学在明代后期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但随着新的思想因素的叠加，越来越偏离王学的主流和本来面貌，所以“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评价康乾盛世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包括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在此期间，统治者施行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措施，保证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安定，劳动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从而使社会经济从明末清初战争的疮痍中恢复并发展，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康熙时，人民渐增，耕地增加，清政府财政积累丰富；雍正年间，社会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经过康、雍两代的经营和发展，到乾隆帝即位以后，从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执政期间进行了十次军事战争，安边固疆，建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积极推行“开源节流”经济政策，所以钱粮储蓄的“称为国朝府藏之极盛”； 且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盛，经济的繁荣，促使城镇的繁盛；康乾盛世期间，文化极为灿烂，康熙、雍正时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达万卷，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官私图书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另康雍乾三帝还以“御制”、“御纂”等名义编写图书144种，达三万卷。除此之外，文学、历史、学术等的创作、研究也是超越前代的；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从康熙二十四年以后至乾隆六十年百多年间，

全国人口增长了15倍多，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 所以，清朝乾隆年间，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正是康乾盛世的最直接的写照。

康乾盛世持续了一百年，但盛世局面之下却隐伏着深刻的危机，特别是嘉庆元年（1896）五省白莲教大起义后，标志着清朝危机的总爆发。康乾盛世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统治者采取一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持盈保泰”；腐败严重是盛衰之变的直

接根源；人地矛盾成为清朝动乱之源；拒绝近代化，对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排斥，埋下了日后挨打的祸根 。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超过了前代任何一次盛世局面，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不宜夸大地去评价，康乾盛世孕育了落后，潜伏着危机，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次辉煌。由于清朝采取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防御性政策，经济虽然恢复发展，但盛世背后埋藏了诸多隐患，从乾隆后期开始，炽盛局面就不复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