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大洲村的暴行

日军在大洲村的暴行

刘求山

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初十傍晚，在辰河北岸与芙蓉山隔江相望的大洲上（今曾家坳大洲村），正当农夫们荷锄归家的时候，一群扛枪挂刀的日军，如狼似虎地窜进村来。

一进村，日寇便大肆烧杀抢掠，将全村的男女老幼赶到村外，对妇女进行强奸，将男子汉关锁起来。当时，我才十来岁，也被关进一间房里。日军吃了晚饭后，便将我和堂兄刘时祺、族伯刘树生、刘玉田、族叔刘聪生、刘益顺、族兄刘又云、刘老晚等九人带到村里的祯箕小学。过了半小时，除了我和刘时祺外，其余七人被日军带到校门口的操场。勒令他们搓草绳，然后将他们一一反绑，再用一条大绳子把他们串在一起，押到学校背后坟山的一株大椆树下，一一杀害了，我俩乘其不备，逃至村后的薯窖中，才幸免一死。

接着，房兄刘顺和、刘晚廷分别被杀害在槽门边和菜园里，房侄刘福晚被日军枪杀在村后的田垅。

族伯刘东方，年近花甲，被日军抓去当苦力，因年老体弱，干不了重活，多次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后来遍体鳞伤逃回家，不几天就死去了。族兄刘银魁亦被日军抓去当苦力，惨死在江西。

日寇在我村仅一天一晚，杀害父老乡亲十二人，蹂躏妇女几十名，烧毁房屋数座，践踏粮食、捣毁器具、宰杀禽畜无以数计，其累累罪行实属弥海滔天。

日本芷江投降见闻

毛武魁

一九四五年，我在新六军工兵营任政治指导员，率领一个政工宣传队，到雪峰山前线担任对日军宣传工作。七月四日，返回芷江。听说全军将空降上海，掩护盟军登陆并与英美军队在上海会师。当时我以为会成事实，因为部队正在加紧操练空降战斗技术。谁知时过一月，传闻消失，部队仍驻原地不动。

八月十四日夜晚，忽然军部来电，通知营以上军官开会，听军长廖跃湘讲话。到了军部，结果不是军长讲话而是副军长舒适存给我们讲话。舒副军长往常开会发言，脸上总是铁板一块，喜怒不形于色。这一次讲话，却兴致勃勃且面带笑容，与过去比较，其举止动态在不相同。我正在琢磨，莫非有什么好消息？只见副军长神采奕奕地宣布：“日本已向瑞士政府发出照会，请求转告盟军，愿意投降。今天下午五时获总部（陆军司令部）转来重庆电告，日本向中美正式发表《终战诏书》……”。

散会以后，街上气氛突变，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爆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有如波涛翻滚、海浪呼啸。当我离开军部，经芷江大桥往西街转回营地时，沿途鞭炮不绝耳，市民欣喜若狂，我同样沉浸在这难以言喻的喜悦之中，感慨万千，一夜不眠。

十五日八点钟，果然，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向中美英苏四大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八年抗战，总算熬到尽头。

午后，我绕街走走，只见满城张灯结彩，到处都是标语牌楼，所有的标语和牌楼正中都嵌着一个显目的“V”定（victory胜利），标志着抗战胜利。

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一架双翼飞机出现在芷江上空，机尾拖着一条长长的白绸，

俨然风筝一般。顿时，芷江镇大街小巷沸腾开来：日本鬼子坐着飞机来投降了！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奔走相告。一会儿，机场上四架直升机腾空而起，以“井”字队形把鬼子飞机夹在中间，环城飞行十余圈，待几十万军工观赏尽兴后，始令飞机逐渐下降。飞机降落后，十几个鬼子满脸颓丧从飞机舷梯走了下来。我方一名中士班长领着日本投降代表，走进早由我们工兵营在机场北端内为这伙不可一世的家伙搭好的简易棚子里。投降官是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委派的副参谋总长金井武夫，受降官是我们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委派的参谋长肖毅肃。金井虽对我方规限投降事宜一一是从，但在规降条文上签字（正式签字九月三日在南京）时，两手发抖，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随行日寇如丧考妣，一个个满面凄楚。日本芷江投降，八年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