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井水饮处_即能歌柳词_论柳永词_俗_美的表现_张海燕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论柳永词“俗”美的表现

杜晓霞★张海燕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摘　要]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他不愿压抑自己的个性,放纵自己,亦放纵自己的文笔,创作

了大量的俗词,柳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俗”的特点,成了俗文化的代言人。柳永俗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及其行为选择与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悖离,使他的词在当时及其后代经常受到\"俗\"的非难。但是他的词却被广大市民所喜爱,流传很广。在市民百姓中,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俗词;　审美要求[关键词]　柳永;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0)09-0007-02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近200首词。初名三变,《避暑录话》卷三说:“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坛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他正是以其风流和才情赢得无数青楼歌妓青睐。但也是这种不加检点的生活,又酿制了他宦途上的悲剧,后改名柳永,方始在晚年得中进士。生活决定艺术,生活的理想和情趣必将反映进词中。因而,柳词就出现了一种为正统士大夫文人词中少见的特性———“以俗为美”。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

一、市井人间万象,小令何以载得

———长调(慢词)的倡导者

据今人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个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柳永的慢词奠定了慢词体制的基础,可以说慢词长调自柳永开始才在中华词坛上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为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方面,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铺叙手法进入词中,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与流行音乐“俗”的结合,也使得柳永之词“俗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在词曲的开拓创新方面,柳永的慢词成为后世词人竞相模仿的典范,并且他对慢词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翔凤《乐府余论》中记载:“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留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

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柳永常年的流连于烟花巷中,喜欢放浪形骸,为歌姬舞女们撰写词曲。生活的状况决定了他的词更偏向于市井俚俗,“以俗为美”成为柳永创作词曲的核心。在柳永为歌姬们所创作的词中大量的结合了歌姬舞女们对生活的无奈,以及柳永自身对于仕途失败的失落寂寞。所以小令的词牌声调也无法满足柳永为歌姬们谱写用于演唱的词曲,于是慢词长调的大量使用成为柳永词曲的首选。

在北宋词坛,柳永一改前人词的小令短制,不仅用慢词长调来抒写他丰富的生活感受,而且有意运用即事言情、不求兴寄的铺叙手法,柳永最擅长的慢词铺叙手法,以铺排的方式,将感情浓密地喷发,慢慢地开展出来。以景抒情,以情衬景,层层描述大大拓宽了词曲容纳事物的能力,是词摆脱了以前只为抒情不为其他的狭隘局面。并以景物与感情的有机结合与大量的白话、俚语入词,使词可以反映更多的社会生活,更丰富的人物感情,从而成为北宋词坛卓有成就有的重要词人。

柳永大量慢词的使用,可以容得下市井人间万象,使柳永词的“俗”之美,得以承载。

二、“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俚俗语言的使用者

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妓女和漂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词里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市井平民,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柳永使词离开了达官贵人的歌筵闺房而走向社会的中下层,反映的生活面更宽广了,这是柳永对词的传统题材的突破。他又把从生活中汲取来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到词里,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开了元代

[作者简介]张海燕,女,山东荣成市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杜晓霞,女,山东莱阳市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7—古文观止　　　　　　　　　　　　　　张海燕　杜晓霞/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散曲的先声,使柳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俗”的特点。

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争”、“怎”、等,代词“我”、“你”、“自家”、“伊”、“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抵死”、“都来”、“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

大量白话词的使用使得词曲的立意更能被平民百姓所能理解,用含蓄的手法来传达儿女情长,使词曲的吟唱朗朗上口,也使其传播的更为广泛。如“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昼夜乐》)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位妇女悔恨和思念的精神状态。这句本是“每日思量,攒眉千度”,柳永偏说成是“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正言反说,语转曲而情义深。不思量已是攒眉千度了,则每日思量时又是如何,不问可知,造语俏皮,得乐府民歌的神采。又如《爪茉莉》(每到秋来),全似白语口语,充分体现了俚俗的特点。

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拉近与中下层民众的距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

三、“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市民情调的表现者

柳永创作方向上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王灼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又由于这些词表现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因而在描写上更大胆直露,不加含蓄,所以又有“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的评价(陈锐《袌碧斋词话》)。

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所以,柳永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

内容方面,本来词在最初流入士大夫手中时,写的只是歌筵酒席间的艳曲,歌词主题大多是对于美女和爱情的描摹叙写。柳永表现出与士大夫所写的美女爱情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意境和风格,叙写市井间歌伎舞女现实的感情和生活。如他所写“终日恹恹倦梳裹”的女子和“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的爱情,丝毫没有一点托喻和理想的色彩,不仅在意境方面不足以引发读者高远的联想,而是在表现方面也缺乏含蓄典雅的风致,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的需要。

在其他文人词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如柳永《定风波》(早知恁么)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愁苦。写得坦率、大胆,不受

传统礼教约束。又如《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郎君既埋怨又数落,设想等他回来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使他今后不敢再无端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柳永对弃妇题材的处理有自己新颖而独特的方式,并不将弃妇写得悲哀可怜,而是更表现得合符市民社会生活的真实。《驻马听》(凤枕鸾帷)所写的市民妇女形象具有我国封建时代妇女传统的温良忍耐的品格。虽然遭到遗弃,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尽可能地原谅对方,将过错归结为他的乖僻个性,“奈何伊,恣性灵、忒煞些儿”,总是设法弥补他们情感的裂痕;“虽悔难追”,分离后还念念难忘,后悔未尽到应有的努力。表现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和温良忍耐。这都说明她是温柔多情的,又有市民对爱情热烈追求的特点。在词史上,柳永也许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内心世界,为他们述说心中苦闷忧怨。

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因此写了许多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写都市风貌,都市生活风俗与反映尽享太平的市民思想为主。如《望海潮》(江南形胜)以清新的笔墨,铺陈的手法,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歌咏杭州的山水风物,反映了宋代社会太平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及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这在词的题材方面是一大开拓。

四、“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写实风格的实践者

宋朝人项平斋说:“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深刻揭示出柳词的写实性特点。诚然如此,柳词具有浓郁的写实精神。遍检柳词可以看出,柳永时时处处在实录实说,词人无时无刻不在走着一条写实的创作道路。柳永往往取材于身边平凡的人和事、物与景入词,叙写平生经历、自抒一己之怀抱。

不管是描写与歌姬们的交往还是自叙生平,柳永的词总是如同小说一般,有着诸多可以让人联想的要素,比如人物、场景、时间。他用几个不经意的词语将这些要素串联起来,就成了一部十分贴近现实的生活记录。所以,柳永的词总是流露着强烈的写实色彩。柳永是以词体书写作者个人真实生活、真实情感,是精神情感的自我书写者。

一方面,柳永则是不管出于自己的脾性或是生活所迫,是以歌妓等下层民众为其审美受众的。以此为基点,则形成柳词独特的创新意识。由于是有亲身体验,故非同士大夫文人的居高临下式观照,他描写的就是他生活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某个歌妓。“误入平康小巷”沉醉于青楼楚馆的柳永,写出他的真实情爱和作为男人的种种欲念。柳永用极尽婉约但又不失真实感的词曲来自叙与歌姬舞女们交往的点点滴滴,让人感觉历历在目,仿佛也到了舞馆中与柳永对酒当歌,逍遥自在。同时由于柳永自身的漂泊天涯与歌姬舞女的沦落烟花,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也因此使得双方能互相理解,互相体贴,他们之间不再是重帘深处难以捕捉的柔情蜜意,不再是只重精神寄托的理想爱慕,都是具型化的实指而非类型化的泛写,　　(下转第13页)

—8—语文学刊　　　　　　　　　　　　　　　　　　　　　　　　　　　　　　　　　　2010年第9期

综观范崇简社集酬唱诗,尤其爱用“苦”、“愁”、“泪”、“怆神”、“惆怅”、“伤神”等词语。诸如:“水乡交冷间能得,歧路愁深梦可参”(《赠山左董衣园》);“孤帆欲挂暗怆神,从此天涯远故人。”(《送桐城方樵松之燕》);“别后寻思各惆怅,伤心先废《蓼莪》篇”(《寄徐德泉如皋》);“与君同梦分南北,似我无聊各苦辛。”(《寄陈虹江(二)》);“愧我论交将卅载,空将老泪迸残晖。”(《寄杨敬亭》);“白头余尔我,携手亦伤神。”(《逢居雨十》);“河干分手后,消息竟凄然”(《挽周陆舫》);“山茨子弟偏多感,吟社苍凉仗友生。”(《寄孙瓠磵》);“款予重悲伤,殷勤见雅度。”(《寄顾大表弟》)……满腹离情与愁苦,无不是对寂寞人生与温暖友情的倾诉与怀念。然而,范崇简受儒家思想浸润,笃守温柔敦厚之教,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其社集酬唱诗哀而不伤,平和雅正,是对南通范氏家族“不作无病呻吟之语,不为刻红剪翠之句……有国魂在,有诗灵在,有家山风物、故人情怀”[1]卷1,6精神的完美诠释。

三、结　语

社集酬唱诗并不是诗歌主流,但却是文人交游社集情况的记录,对了解其人亦有一定的价值,“其有唱酬赠答,亦可想其一时嘤鸣求友之盛与夫贤豪聚散之迹。是诗即其谱也,传也。”

[4]

一份真挚深沉的情感,哀婉动人,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13代诗人系北宋名臣范仲淹直系后裔,历经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多年间名人相望,大师辈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家族文化现象。”[5]南通范氏及其姻亲组成的诗人群体品节高尚,“以诗意融于人生”,“高风起于海澨,噌吰振于澒洞”。他们自身的品节与才情,交游聚集了一批文化精英,形成了庞大的文化交际圈。精英文化的交流碰撞促进了范氏优良家风与诗教的形成。范崇简的社集酬唱诗是其积极参与家族文化建设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范氏文化交际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对深入研究乾嘉年间文人社集与下层文人心态,以及范氏文化交际及家族文化传承,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曾.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七卷)[M].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4.

[2](清)顾鹓.紫琅诗话[M].清刻本.[3](清)周曾锦.卧庐词话[M].清刻本.

[4]温汝遵.竹堂诗钞[C]//温汝适序.嘉庆年间刊本.[5]邵盈午.诗书礼香说范家———《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

的当代意义[J].文艺研究,2005(5).

范崇简的社集酬唱诗记录了与朋友之间的友情和

山茨社友集社的盛况,在社集、赠别、怀远、悼亡之际抒发了(上接第8页)

根本观念发生了世俗化的下移。不但描写的对象下移,而且描写的角度与情趣也明显地下移。他以世俗的心理、世俗的趣味来写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充满了平凡而甜蜜、琐细而愉快的市民情调。这种写实的风格给人一种真实的生活感。

另一方面,常年的浪迹天涯也让柳永在很多词作中流露出强烈的羁旅行役之感和自叙色彩。比如在《阳台路》中,“楚天晚,坠冷枫败叶,疏红零乱、冒征尘,匹马驱驱,愁见水遥山远。”就细腻地刻画出作者当时颠沛流离触景伤情的生面,生动描写了词人风尘仆仆的羁旅场景和对未来无奈的心情。柳永所写的“秋士易感”的作品,则是真正的男子为主角写的“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的才人志士恐惧于暮年失志的悲慨。《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这种内容情意,就词的发展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注意的开拓,也是柳永自我抒写情志作品中主要情意。另外,其他柳词中“中心人物”———一位混迹于春楼的多情才子,也正是他本人的化身,充分表现了“官场失利”的辛酸和“情场得意”的俗气。“奈泛泛旅迹,恹恹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定风波》)这是他宦途失意、浪迹漂泊的写照。

柳永的这种写实风格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相当大胆;不但有胆,而且有识。不但不俗,而且反俗。正是当时被讥为“俗”的柳永,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在突破传统的基础上,向解放词本体的道路上迈进了大大的一步。

柳永生前身后是非颇多。历代多以其词作“格固不高”,原因就是他写了许多俗词,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关于柳永的词,特别是“俗词”自古以来就颇多争议。有人评价他“侧艳俚俗”、“词语尘下”(李清照),“野狐涎之毒”(王灼),也有人说他是“宋词革命巨子”(薛砺若)、“耆卿词以情盛,音调委婉,动摇人心,自是一代作手。讥之者虽多,终无损于先生也”(陈廷焯)。无论怎样,柳永词以“俗”为美的审美意向,符合宋代市民阶层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经济生活舞台的背景;文学即是“人学”,题材和审美趣味应是宽广的,怎能剥夺市民群众歌唱心声的权利呢?总之,他的特色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要求,也是柳永特殊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的产物,使柳永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无行文人”,写的也多数是些“词语尘下”的作品,可是在市民百姓中,却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盛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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