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_大陆新武侠_创作

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

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

徐渊(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摘

陕西汉中

723000)

要：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被学界以经典命名。金庸小说的成功之处很多，其中有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在继

承中创新；二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创作的根本；三是对文化的展示与传播。这对出现于新世纪之初的“大陆新武侠”而言，具有莫大的启示意义。“大陆新武侠”若要取得比目前更大的成就，并担当起使武侠小说在当代乃至未来社会继续发展、繁荣的重任，需要向金庸小说创作的成功之处多加借鉴。

“大陆新武侠”；创新；写人；文化关键词：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创造了武伙小说有史以来一个难以企及也难以超越的高峰，以至于在“后金庸”时代，虽有温瑞安、黄易的上佳表现，但总体而言，学界认为武伙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港台武侠小说的创作渐趋式微，而在大陆，以新世纪方始创刊的《今古传奇・武侠版》为核心阵地，形成了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创作队伍，并发表了一批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致有“大陆新武侠”之说。与此同时，“大陆新武侠”的创作本身及其发展前景也备受学界关注。的确，“大陆新武侠”能否继续向前走，能否担当起使武侠小说在当代乃至未来社会继续发展、繁荣这一重任，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很多的，而在这一方面，金庸小说创作具有莫大的启示意义。

1.创新，是金庸在17年的武伙小说创作生涯中所一直恪守的创作原则。具体来说，金庸之于武侠小说创作的创新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不同于传统的武伙小说；一是自我超越。就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而言，金庸认为，“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

[1]（P95）

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与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2]（P103）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超越传统武侠小说的形式局限，创作出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品的信念，使金庸不仅具有了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而且具有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不懈的创新追求。

然而，创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背离。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5]（P117）所以，尽管武侠小说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2]（P101）因此，金庸的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是在继承中的超越。例如，金庸小说采用的仍然是章回体的形式；故事背景人多是中国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注重娱乐性，故事的情节性、曲折性很强；侠魔对立，正义必张；使用表达平易的白话文等等。只不过，由于创新，传统武侠小说的元素在金庸小说中，或者被予以丰富，或者被加以变化，从而不仅继承了本土文学传统，而且光大了本土文学传统，正如刘再复所说：“他既保持了传统章回形式‘文备众体’的一贯特点，又作出了符合现代阅读的弹性改变；既在作品中坚持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表达分明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新的时代内容：既继承了表达平易、绝无欧化弊端的白话文风格，又使白话文与时俱进，达到新境界；既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极大地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6]金庸小说因此而成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且拥有跨越时空、超越政见、不分年龄的数以亿计的读者群体。

金庸小说之于“大陆新武侠”的启示之一即在于：创新。虽然，相对于金庸小说，“大陆新武侠”创新的难度很大，因为金庸在所处的时代面对的主要是自唐传奇至民国的传统武侠小说，而“大陆新武侠”所面对的则主要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以及其后的温瑞安和黄易小说，但是，“大陆新武侠”若要在“后金庸”时代有所成就，进而使武侠小说有进一步的发展，并能在武侠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唯有创新。应该说，“大陆新武侠”在整体上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以及创新的自觉，致力于写出不同于以往的武侠小说作品，例如，小椴创作的初衷是，“金氏小说厚厚的伦理帷幕笼罩着整个语境，间或见好莱坞大片长车纵横地冲荡入我们的土地。而我们原创的前途究竟如何呢?”[7]而小非所以在小说中以女性为主角，且缺少对正派武林的描写，是因为他追求“决不同于任何一部传统武侠小说，甚至带着明目张胆的颠覆企图——从江湖格局的古怪设定，到正邪之间的另类互动，再到武功作用的推翻重建，处处都躲避着常规的局限”[8]的写法。宋阳则独辟蹊径，倾力于平民武侠的创作。因为致力于创新的种种努力，“大陆新武侠”在故事架构、人物塑造、技巧运用、语言表达等方面呈现出了与以往武侠小说不同的面貌，然而，若论成就，目前距离尚远。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大陆新武侠”的创作时间较短，至目前不过5、6年的

言下之意，“从前的武侠作品虽然多，佳作却少见”

[2]（P102）

的原因，

即在于没有或很少能“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金庸非常注重对武侠小说传统形式的超越。这一点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人物塑造上，金庸试图写出传统武侠小说中所不曾写过的人物，如之所以在《神雕伙侣》把人物处理成“一个残废的男主角，—个失贞的女主角”，金庸说，“我当初决定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写的时候，最好避免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一般武侠小说的男女主角总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试着写男女双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1]（P85）；在文本内涵上，“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3]（P128）；在叙事技巧运用上，金庸说自己非常喜欢司各特、大仲马、史蒂文生等人的小说，“最喜欢看这类惊险的、冲突比较强烈的小说。……他们的作风，对我特别有吸引力”[1]（P88），也因此，此类小说的创作技巧和手法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多有借鉴和运用等等。就自我超越而言，金庸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4]

（P5）

“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5]（P120）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时间

有17年，较之他完成的作品而言，时间不算充裕，何况在此期间，《明报》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他投入更人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庸能在创作中致力于不懈的创新追求，不仅要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而且要自我超越，实属不易。更重要的是，金庸以其超凡的能力在创作中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创新追求。

金庸在创作中所以能始终恪守创新的追求，源于他武侠小说和其他文学类型相比较没有高下之分的本体认识。在金庸看来，“武伙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

－２２４－《新西部》2007.18期

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

时间，因而，种种致力于创新的追求和努力还不能通过创作得到自如、充分的体现；二是也因为创作时间较短，种种致力于创新的追求和努力尚处在探索与尝试阶段，其方向是否合理、正确，是否能够开辟出新天地，还有待验证；三是有些创作者一味求新，而忽视了对传统的继承，如“侠”的淡化或消失、过多的静态文字描述而情节性弱化、语言的唯美追求、过于先锋化的技巧运用等等，如此，新则新矣，但却偏离了武侠小说的根本。毕竟，武侠小说作为大众文学，它存在的心理前提是民间关于“侠”的想象，它的阅读也主要在民间。所以，“大陆新武侠”不仅要创新，而且还应注意继承，当如金庸一样，在创新与继承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契合点。

2.写人，是金庸在17年的武侠小说创作实践中所奉行的又一创作原则。金庸在早期作品《神雕侠侣》后记中曾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人本来性格而定。”[9]金庸在多次接受采访时也始终强调自己对人物是如何的关注，他说：“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的统一一点、完整一点。”[1]

（P82）

文化・艺术

意》，一个老人顶住一家镖局，敢接一宗长安无人敢接之镖，气派已够‘请从绝处读侠气’。《屠刀》更进一步，写一个悍妇丑女，在行侠时美丽不可方物。这些题材，不仅前辈没有写过，没有写成，甚至还没想过、或不敢写，或者能写、敢写、写了，不过，没有写得那么动人、动心、动情，以及没有小椴那一支能短能长、各有妙境之笔。”[10]韩云波对小椴的《洛阳女儿行》也大加赞赏，认为主人公“韩锷是‘新人’，没有任何金古黄梁温笔下的人物可比。”[11]二是有些作者也写出了性格比较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风歌的《昆仑》中的主人公梁萧，不仅因其身兼侠客、将军、数学家等多重身份而与以往侠客形象有所不同，而且，在其从自小的顽劣到长大后不惜性命以成全侠义的成长中，显示出性格特征的复杂性。包括梁萧身边的很多人物，也各有各的特点。《昆仑》在2005年的连载中所以能始终处在阅读的榜首之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总体而论，“大陆新武侠”没有能提供出太多鲜活的，可以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相反，“侠”与“魔”都以性格模糊者、扁平者居多。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第一，受刊发作品刊物的有关要求限制，在篇幅上主要是中、短篇，或相对独立的系列篇，这样，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要精心地编织故事，从而，人物的性格特征只能突出某一侧面，无法完整化、复杂化；第二，“大陆新武侠”的创作队伍在整体上还很年轻，于武侠小说的创作时间不算长，而在此前，也少有人真正从事过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所以，在人物塑造上，尚显经验不足，能力欠缺；第三，与某些作者的创作追求也不无关系。例如，步非烟在谈及其《华音流韶》的人物塑造时说，“古龙在变的时候，曾经鞭笞过他那时前人的写作，提出不要写神，而要写人。从那以后，‘写人’风行一时，直至今日。既然古龙能将风气变过去，我为什么不能将风气变回来？既然写人是变，为什么不能再变成写神呢?也许，武侠写到了现在，是该写一个‘神’人了。”[12]既然是写“神”而不写“人”，自当突出“神”的超凡脱尘，强调“神”的无所不能，而作为“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就不宜涉及或涉及不能太多。无论什么原因，“大陆新武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模糊化、扁平化呈现，使其目前在艺术水准上存在着极大的不足。这应引起创作者的足够重视。

3.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是金庸在17年武侠小说创作过程中所极力遵照的又一创作原则。金庸当年在回答“中国文化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里，武侠小说是否也有一种传播的功能”的问题时说，“这是我写武侠小说时的一种感想”，“我想：在传播上受到种种窒碍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呈现了生动的历史面貌，帮上一个小忙，能传布一些文化的讯息，那倒是实在的。”虽然“它能传播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也不能估价太高”[3]（135），但是，“从认识传统中去坚定中国的精神及信念是我们所当努力的”[3]（136）。例如，“我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

[3]（138）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

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同时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3]（P128）不仅如此，金庸还强调说：“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的，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点我是考虑到人生的经验，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3]（P130）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金庸对人物的基本、也是重要的认识：1．作为文学，武侠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目的都在于写人。虽然在武侠小说中，有太多的奇幻色彩，有太多的现实中的不可能，有太多的为其他小说所不具有的元素，但“写人”这一目的应该是共同的。所以，在武侠小说的诸多构成元素中，人物是核心元素，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因此要写好人物；2．人是个体的存在，因而，写好人物的关键是要写出人物独具的个性，写出人物鲜活的性格特征。不管是“侠”是“魔”，只有显示出鲜明而强烈的个性特征，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3．人物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并非“好”与“坏”、“正”与“邪”所能简单界定、区分，写人物性格就应当真实、生动、完整地写出人物性格的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庸在其虚构的江湖世界里，无论情节展开怎样曲折跌宕，武功描写如何富于想象，也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技巧手段，人物是“正”是“邪”，致力于何种创新追求，写好人物性格，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都始终是创作的根本，所有其他元素存在的前提都必须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因为此，在金庸小说中，“侠”与“魔”的多数主要人物乃至重要人物，既具作为“类”存在的共性，又具作为个体存在的个性，既有性格的主体性，又有性格的丰富性，有的甚至可以称之为典型人物，如郭靖、令狐冲、韦小宝等。金庸小说所以能提高武侠小说的品格，成为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此为关键。

金庸小说之于“大陆新武侠”的又一启示即在于：写人。客观地说，“大陆新武侠”在创作中并非不重视写人，这主要可从以下两点看出：一是出于创新的需要，有些作者写出了传统武侠小说以及新派武侠小说所不曾写过的人物。例如，温瑞安在评价“大陆新武侠”的代表人物小椴的作品时说，“光是他的《弓箫缘》，一个侠女独劫法场，然后一刀杀了她所救的人，已是‘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的《长安古

再如，“‘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我的《倚天屠龙记》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其他的作品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3]（139）可见，金庸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与传播的意识是非常自觉的，这种自觉，不仅体现于金庸出于对武侠小说这一中国独有的小说类型的喜爱，以及对国人强烈而牢固的“侠”情结的深刻认识，而自觉地进行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且，更体现于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时，自觉把非“侠”文化的种种传统文化元素，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渗透、融合进武侠小说，也因之，金庸小说中既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存在，如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宗教的、医学的、民俗的等等，也有丰厚的关于文化精神、文化心理的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如关于王霸、忠孝、智愚、汉夷、神人等等。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所以

《新西部》2007.18期－２２５－

文化・艺术

能在华人世界中广为流传，不仅在于其塑造了一批“为国为民而又富有个性色彩的侠士”，张扬了“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的“侠行”，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浓重丰厚的传统文化涵量。不但作品用传统小说的语言写成，而且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最具特色的成分，如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儒道墨秆……”等，都成为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从而使自己在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中深深扎下根来。”[13]的确，自觉在武侠小说中融入传统文化，通过武侠小说展示和传播传统文化，使金庸小说既是武侠小说，又超越于武侠小说，成为既是武侠小说的存在，又是文化小说的存在。这也是金庸小说得以全面提升武侠小说品格，创造武侠小说创作巅峰时代之至关重要者。

金庸能成功把文化融入小说，离不开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展示和传播文化的自觉意识；二是金庸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偏爱，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并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累和融通；三是金庸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是立足于当代的，因而，小说中不仅有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展示，也有对消极、负面因素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四是金庸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入文化于小说，并具体主要体现于情节的设置、人物的言行以及武功的描写之中，显得自然而巧妙，少有学术气和枯燥感；五是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奇幻世界，包容性很大，既可以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文学因素，也可以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非文学因素，而且还不显生硬。

金庸小说对“大陆新武侠”的又一启示即在于：对文化的展示和传播。如果说金庸在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的感想和自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存在，注重对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坚守的时代，立足于当代的思想、观念，凭借武侠小说的极大包容性，去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更应成为“大陆新武侠”创作的自觉。何况，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不仅只是意味着对文化的认同和坚守，而且，它必然拓展武侠小说的题材空间，从而，增强内容的丰富性和艺术的表现力。“大陆新武侠”在创作中对文化的展示与传播当然是有一定自觉的，如在上述所提及的《昆仑》中，作者风歌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主要是宋元时代的数学)就有比较成功的融入和表现，在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文化性的同时，赋予了主人公梁萧不同于以往侠形象的能力和内涵，从而构建了一个极富想象力和审美力的江湖——文化世界。但在整体上，则如“大陆新武侠”作者之一的杨叛所作的评价，“武侠对作者的传统文化知识有一定要求，年轻巧手们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太少了，即使是职业作家也没几个有金庸那种传统文化的根底。所以真要想再出一个金庸，实在太难。”[14]也许这是一种自谦，抑或是自信不足的表达，但无疑，也是一种客观而真实的评说。

30．

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

有展示和传播文化的自觉，却缺乏必需的相关学养，这是“大陆新武侠”创作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所以，“大陆新武侠”的创作者当在此问题上有所加强和突破。至于能否因此再出一个金庸，甚至超越金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能使武侠小说在新世纪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若能因此再出一个金庸或者超越金庸就更好。

参考文献：

[门林以亮，王敬羲，陆离．金庸访问记[A]．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M]．广州：广东人民出

版社，1995．以下引文相同处不再详注。[2]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A]．金庸传奇[M]．[3]黄里仁，王力行，陈雨航．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A]．金庸传奇[H)．

[4]金庸．“金庸作品集”新序[A]．金庸．书剑恩仇录[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5]刘晓梅．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A]．金庸传奇[M]．

[6]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当代作家评论，1998，(5)：21．

[7]小椴．云垂海立[J]．今古传奇・武侠版，2005，(19)：1

[8]小非．写作是快乐的学习历程[J]．今古传奇・武侠版，2005，(17)：8

[9]金庸．神雕侠侣・后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381．[10]温瑞安．有才有志能破能立——椴派小说我见[J]．今古传奇・武侠版，2005，(22)：99

[1门第二届今古传奇武侠文学奖[J]．今古传奇・武侠版，2005，(16)：81

[12]步非烟．(5)：卓王孙的孤单[J)．今古传奇・武侠版，2005，100[13]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4]杨叛．想要再出金庸实在太难[J]．今古传奇・武侠版，2005，(11)：148

徐渊：(1965—)男，贵州省印江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金庸小说及影视艺术研究。

（上接第213页）

此诗的中心意义及诗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引起读者的注意及共鸣。

3.结束语

《一朵红红的玫瑰》是彭斯根据苏格兰的古民歌进行加工而成的,它清新、咏美人而无一丝脂粉气;它明白如话,但又有足够的分量与深度,经得起不断回味、思索;它自然,但又有完整的形式。从一朵红红的玫瑰开始,以通到天涯海角去的大路作结,其间有转折、有深化,显示出诗人对于爱情的高度洞察力,特别是那段爱的誓言是那么的专一、真挚、深厚,如同奔泻而下的瀑布,激荡回环。本文结合情景语境探讨了这首诗是怎样通过语气和情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诗人对爱人挚热的爱情的，多层次地深入地分析了诗歌承载的诗人的深厚情感。

参考文献：

[1]李战子.从语气、情态到评价.外语研究[J].2005,(6).

张莉那：（1982—）女，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国农业大学外语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2]余永峰.巧拨爱的琴弦--解读彭斯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J].2005,(4).

[3]李战子.情态—从句子到语篇的推广.外语学刊[J].2000,(4)[4]石剑青.六月的红玫瑰--RobertBurns的诗“ARed,RedRose”赏析.中州大学学报[J].2003,(7).

[5]朱燕.ARed,RedRose及其译作赏析.安徽文学[J].2006,(12).[6]赖鹏.情态的概念范围和跨语言研究--语气与情态的评介.现代外语[J].2005,(8).

－２２６－《新西部》2007.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