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氏定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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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新闻学发展
郝雨
——从近年的新闻定义之争谈新闻学的创新研究
从本文题目上看，难免会给人一种小题大做之感。实际上，笔者之所以把“陆氏定义”与“21世纪新闻学发展”拉到一起，决不是为了拿“21世纪”这样的字眼来故意吓人或者作秀说事。从理论上说，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与自然时间的延伸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而当自然延续的时间发生了较大的整块性转换的时候，往往会对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发展起到一种激发或警醒的作用。比如时间上的世纪性转换，甚至是一个千年的转换，就非常容易使得人们产生更加强烈的，对于某种事物加速发展和变革的主观自觉性。尤其是在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一个旧的百年的逝去和一个新的百年的到来，促使人们主动地以“百年”的或“世纪”的眼光重新审时度势，从而对于以往的成就加以全面的总结，进而积极寻求新的、更大的发展。新闻学领域显然也不例外。2003年，笔者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闻学：绝望与新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转载）。文章中的许多观点虽然十分幼稚和肤浅，但是，我在此想特别说明的是，笔者的那篇文章，完全是出于站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有意识地反思近一百年新闻学的发展面貌，从而寻找21世纪中国新闻学发展更为实际的突破口。我也非常明白那篇文章有许多的缺陷和漏洞，但我的确是真心实意想以此来唤起整个新闻学界的注意，以便更明确地站在一个新的世纪的新的视角和高度上，来思考新闻学的新的发展以及全面创新的问题。
在那篇文章中，笔者首先谈到了新闻定义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新闻的定义问题是整个20世纪新闻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它一直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研究，当然，它实际上也一直困扰着20世纪的新闻学研究。甚至一直到当下，许
多专家包括陈力丹、何光铤、张允若等人还在为新闻的定义而争论不休。所以，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角度，全面回顾20世纪中国的新闻学建设，也就不能不首先从新闻的定义问题说起。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笔者在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那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近百年的新闻学研究中，可以说，最让人感到沮丧的是理论界对于新闻本质的认识问题，据一些专家的并不完全的统计，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就已经有220多种（也有人说是170多种）。新闻的定义，自然是要非常概括地说明新闻‘是什么’这样一个新闻学中的根本问题的。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中，只有首先对该学科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定义，其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也才能有最基本的内核，该学科的研究也才能顺理成章。而如果一个学科对其所研究的基本对象都搞不清，定义也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其理论体系将如何实现科学化呢？所以，新闻定义的不计其数，也就是至今尚无一个可以为大家所公认，并且确实能够揭示新闻的根本性质，涵盖新闻的全部特征的新闻的定义，这就恰恰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不成熟性，尤其是新闻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成熟性。因而，对于新闻的本质的寻找和阐述，依然是当今新闻学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目标。”现在看来，以上这样的一些判断也许并不完全确切。但是，无论如何，新闻定义的难于计数，一方面表明了新闻学的前科学性，或者不成熟性，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说明20世纪新闻学研究的繁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200条关于新闻的定义，可见有多少学者在对此进行着精心的研究啊！而在众多的新闻的定义中，陆定一所给出的那个新闻的定义，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此后我国众多新闻
学专家在为新闻下定义时所无法绕开的一个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新闻定义。
在21世纪的今天，当要全面考察和总结20世纪新闻学的成就和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首先从对于新闻定义的持续的研究和争议谈起；而当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审视20世纪对于新闻的各种定义的时候，又不能不把陆定一的新闻定义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考察对象。因为这样的一个定义不仅在整个20世纪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也凝聚和体现了20世纪新闻定义的精髓。这样评价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其理由有四。第一，陆氏定义浓缩了我国早期新闻定义的精华，代表了一个世纪关于新闻定义的高峰，这一点已经有充分的理由为学界所共识，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
（1）
是当年陆定一给童兵先生的回信。这封
信中的几句简短的话表明了陆氏定义的理论来源，其一是戈公振的观点，其二是当时延安的新闻学工作者们的争论，其三则不能排除苏联等国家新闻学思想的影响。陆氏定义高度集中了这些理论资源，言简意赅地创造了这一独特的新闻定义。第二，陆氏定义把握到了新闻这一对象的最本质之处，陆定一在阐述这一定义时强调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陆氏定义提出了后来无数新闻定义所不断沿用或延伸或改造的中心词和关键词，具备了新闻定义的最基本的几大要素，如“新近、事实、报道”等。此后的新闻定义，无论如何变化表达方式，也大多只是在这几个关键词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已。第四，陆氏定义规定了新闻定义的基本思路和表达语式，按照人们不同的归纳和统计，在200个左右新闻定义中，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三大类、四大类还有分为五大类的。但是，无论怎么分类，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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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式都是不能完全脱离开陆氏定义的基本模式的。由此看来，陆氏定义在整个20世纪的新闻定义中实在是举足轻重。
关于陆氏定义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也许不必在此做更多的论述。而本文既然是要站在21世纪看陆氏新闻定义，当然就有其特定的看问题的角度、立场和意图。而实际上我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前文所说：“有意识地反思20世纪中，近一百年的新闻学的发展面貌，从而寻找21世纪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更实际的突破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重新审视陆氏定义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前文谈到，陆氏新闻定义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然而，它也同时制约和局限了20世纪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也就是说，在整个20世纪中，新闻的定义虽然出现了200条之多，而它们在总的思路和表达方式上，一直没有完全跳出陆氏定义的基本模式。即使是最近以来所发生的关于新闻定义的讨论，在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仍然局限在陆氏定义的基本框架之内，归根结底是在重复着原有的思路，只不过是对原有的概念进行了更加展开或细微的解释。在21世纪，如果我们依然被仅仅限定在这种过于单一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思路之内，新闻学更为全面的创新和发展是难于实现的。所以，今天在纪念和充分肯定陆定一新闻思想的时候，也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可以在此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那篇文章，题目之所以叫《新闻学：绝望与新生》，说到底，就是为了寻求21世纪新闻学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发展。而我所希望的21世纪新闻学的新生，也就首先是能够广开思路，突破旧的模式，真正崭新的境界上，创造全新的中国化的新闻学体系。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我在那篇文章中甚至极端地提出，不再给新闻下定义，而是从本质上给予理论性的阐述。这当然也算是一种途径。而现在我又认为，即使非要给新闻下一个定义，也完全可以避开以陆氏定义为代表的新闻定义的模式和思路。
以往的新闻定义，之所以没有实现最根本性的改变和突破，主要是因为其研究思路被完全框定在了“新近、事实、报道”这样的几个关键词语上。虽然后来
有人把“事实”改变成“信息”，把“报道”改变成“传播”、“陈述”等等，但归根结底，这些说法仍然还是在原来思路基础上所延伸或者派生出来的，其基本的着眼点都是在于新闻活动与个别新闻事件或事实的关系上。
为了改变这种比较单一和狭窄的思路，能不能把眼光放在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哲学视野上来研究人类的新闻活动，以及定义什么是新闻？
如果上升到这样的层次和角度上看，可以知道，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和最为根本的关系。而到了现代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离不开媒介的作用，说来说去，现代人所看到的或者感觉到的与认识到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媒介所展示和重现给人们的世界。离开媒介，你无法知道太空是什么样子；离开媒介，你更不知道微观世界的面貌；离开媒介，你无法知道“9.11”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离开媒介，你甚至不清楚SARS是什么时候危害了人们的生活的……而在人对于媒介的依赖中，新闻是最主要的媒介形式和通道。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可以给新闻下出这样的一个定义：新闻是人们所了解的最新鲜的世界，它不断地向每个人及时地展现世界的最新鲜的面貌和状况。世界永远是发展的世界，世界永远都在变化之中，而每一个社会的或自然界的最新事实与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在表明整个世界的或大或小的改变与进展。所以新闻就是对于世界每一个微小的或巨大的变化的及时传播，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最及时地了解世界的最新面目，而且永远都能生活在一个最新鲜的世界之中。
有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的定义，新闻学研究当然也同样有了新的研究的起点和思维方向。这应该说是对21世纪新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启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路之下，笔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总体构想。当然，所谓的新闻学的哲学化研究，并不是简单套用现成的哲学术语和概念，机械地用原有哲学理论来解释新闻学问题。而是完全站在哲学的思维境界上，独立开创一种全哲学思路的新闻学。通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一个核心性概念。这就是曾经被许多新闻学以及其它学科的专家们使用过的学术用语——“世界图景”。对于
“世界图景”这一概念的哲学化认定，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发现。
把“世界图景”作为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一个核心性概念，最初是从英国传播学家霍尔的一段有关论述中所得到的一种启示。其实，这也应该说是霍尔无意中引发出的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新闻学概念。本文特意将其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加以整体地宏观地把握与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力图由此而延伸和覆盖到新闻学的方方面面，进而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更高的思维境界，努力将新闻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哲学化的高度。
霍尔当初是这样从理论上涉及到“世界图景”这一概念的，他在1994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一文中提出，媒介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reality），制定“形势的定义”（definitionofsituation），给阅听人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当然，众所周知，霍尔是在英国文化研究（CultureStudies）的学统之内研究大众传媒的。霍尔把这种理论活动本身看做是一种政治实践。霍尔视媒介产品为现实（reality）的建构而非实现的反映，因而诉诸事实性（factuality）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是一个伪问
（2）
题。可见霍尔虽然从理论上接触到了
“世界图景”这样的基本概念，却并没有更有意识地从哲学层次来深入地研究和全面地论述。因而，我们只能说是他为我们的新闻学进一步走向哲学化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
实际上，如果要严格地追寻“世界图景”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最早还应该追溯到李普曼的《舆论学》。李普曼论述道：“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在涉及现在我们行动所遵循的信念时是较难回想起这一点的，但是，对于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当他们狂热地相信那些荒诞可笑的世界图像时，我们却较易看清并自鸣得意。我们坚信，根据我们事后清楚的认识，他们需要知道的世界和他们确实知道的世界，往往是十分
（3）矛盾的两回事。”可见，在这里，李普
曼已经非常完整地谈论了“世界图像”的概念及其具体含义。李普曼也十分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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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了新闻的“世界图像”与真实世界的联系与区别。这显然是理论上的较早的发现。
2002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出版《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其中明确提出了“媒体奇观”的概念，强调了媒体的“奇观”现象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而作为“媒体奇观”的“奇观”概念，又是借用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国际境遇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盖.德堡的“奇观社会”（thesocietyofspectacle）理论。据《媒体奇观》一书的译者史安斌考证：“对于英文‘spectacle’的译法……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提供了相关的几种译法：‘景观’、‘景象’、‘奇观’、‘壮丽的景象’等等。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德堡的理论最早是在由陶东风等主编的‘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的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中得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他们所采用的是‘景象’的译法。在周宪等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2000年至今）中收录的一些论著中则采用了‘景观’和‘景象’
（4）的译法。”由此可见，这一系列概念也
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和最为根本的关系。通观人类文明的全部发展历史，人类对于文化的创造，人类对于科学的追求，无论是自然科学也好，还是社会科学也好，其最根本的目的和意图，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对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研究与追问。人类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人类又是作为具有研究和认识能力的智慧型动物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也就不能不关心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问题。所以，人类文化中就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与总结叫做哲学。而有史以来的人类智慧之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研究世界观之类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关于“世界图景”的说法也就为我们从哲学层次上研究新闻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的基点和总体思路。
通过对本论题的研究，我们将努力开创全新的具有21世纪特征的中国化新闻学派和新闻理论体系。我们将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框架上都达到一种全面的创新，而新闻的“世界图景”就是支撑本课题的最核心的理论概念。正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并进一步把我们关于新闻研究的思路切入到新闻理论的各个层面，从而也就能够使得以往许多争论不清的问题，如关于新闻定义的问题，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关于“用事实说话”是不是新闻规律的问题，以及关于受众对新闻“世界图景”的接受心理问题等等，都能作出全新的理论阐释。力争使我们的这套理论能够完全自成一家之言，并为在新闻
（5）
学领域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推波助澜，以更大程度地繁荣我国新闻学研究。
笔者的这一想法还非常粗浅和幼稚，仍然在于抛砖引玉。请各位方家多多指教！
注释：
（1）该信全文见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36页。
（2）霍尔：（1994），《\"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见唐维敏等译《文化，社会与媒体；批评性观点》。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3）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P.1-2。
（4）道格拉斯凯尔纳出版《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译者的话》。
（5）关于“哲学”的概念，我国最权威的辞书中一向都是这样解释：“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样的解释在当今看来已经有了很多的
今局限和缺失。
理论新闻学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
为“世界图景”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之所以并未完全采纳“奇观”这样的概念，是因为“世界图景”显得更为中性一些，也更适合作为一个纯粹哲学的概念行世。
那么，为什么说“世界图景”这一概念在当今的新闻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核心性命题呢？自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以来，人与世界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秦中随笔
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话，
常上网看看
亦杰
1亿多网民中多数人在“宇下”和“草野”，看看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呼声，摸摸他们思想的脉搏，对改进领导工作、提高执政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如对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GDP崇拜”、“贫富悬殊”等问题的批评，大都是从网上扩散出来的。这些批评对推动改革、制订“十一五”规划都有积极作用。又如西安网民自发评选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等领导同志高调肯定并热情回应，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整改措施，对改进政府工作和减少行政成本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我建议各级领导干部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学习，抽点时间，少点应酬，常上网看看。
报载，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经常上网，他们重视网络舆论反映的民意，并迅速作出回应。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供领导参考。
我常在网上看到在报刊上看不到的，网民们对医改、教改、房改、政治改革、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很多批评与建议，就想：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常上网看看就好了。如今，我这个愿望实现了，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及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人员也经常上网，采集并处理从网上得来的民意
信息，以改进工作。
高层领导人上网，体现了执政者对网络舆论的重视和对民情民意的关注。中国的网民已达1亿多，占世界网民总数的11%。网络已成为新的舆论平台，是民间编写的“大内参”，网上有大量的“送上门的民情民意”。网络可以为各级领导拓宽“第一信号”的信息源及领导与群众沟通的渠道。而且来得更及时更直接更真切。不能说网上的批评建议都是正确的，但不乏正确的观点和有价值的意见；不能说网民个个都是精英，但不乏仕人志士。温家宝总理曾引用过《论衡》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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