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思维模式对后世的影响 陈力丹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思维模式对后世的影响 陈力丹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我国党报理论的重要文献。该文提出的新闻定义,几十年以来不断成为讨论的话题,至少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内部,形成了围绕事实工作的良好传统,这一点是陆文的功绩。他的文章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恐怕他本人也没有预料到。原因在于当时真正研究新闻的人很少,文章也很少。少,也就得以引人注目。现在要分析的是,陆的文章为什么是那样的思维模式,以及它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

由于当时国际和国内背景,马克思主义新启蒙的内容,挂着马克思的名,实际上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进一步简单化,落实下来就成了动不动要分清唯物、唯心,动不动要问是什么阶级。陆定一当然不能免俗。而对新闻的认识,由于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报道事实基础上的,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大家认识较为一致的问题上划分出唯物、唯心,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是困难的;在这样的问题上追问阶级成份也很勉强,因为新闻本来追求的就是共同兴趣。于是,他对戈公振的批判明显地断章取义和扣帽子。这种思维传统,随着陆文的传播而得到巩固,在后来几十年里居统治地位,使得我们的新闻理论十分僵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到庸俗的程度,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问一问是否唯心,是否资产阶级,动不动就批判人家。现在我们知道,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思想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抛弃这种思维方式和大批判的传统,是我们的新闻理论适应新的环境、能够继续发展的前提。

在新闻定义这样的常识上,如同其他生活常识,尽管会有一些认识差异,但无论如何提不到唯物唯心、姓“无”姓“资”的高度来谈论。

二、否定“以新闻为本位”的办报认识带来了难以纠正的文化偏至

任何报纸的基本职责是告之新闻,即使当时的各国党机关报,大多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抗日根据地特殊的环境下,中国党的机关报是在山沟出版的,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它的传递渠道与党的信息系统是同一的,并且几乎是唯一的,充分利用报纸指导工作而主要不是传播新闻,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压抑对新闻的“时宜性”(适当与时效)和“一般性”(普遍兴趣)的要求,只承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虽然谈到“新近”的限定,但并不强调,而是强调“事实”这一项。于是。那些时效不强、没有普遍兴趣,但有实际效用的工作经验和典型报道,顺理成章地成为党报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为什么陆文接受了“五个Ｗ”的写作方式,却不能接受时宜性、普遍兴趣等对新闻事实的基本要求的原因。

然而,当党取得了全国政权,转而在大城市办党报的时候,原来在山沟里办党报的环境消失了,应该更多地吸取重庆《新华日报》在大城市办党报的传统。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华日报》的党报工作经验基本没有继承,延安《日报》的工作传统继续了下来,陆文仍然作为经典被学习,新闻的时宜性、一般性(特别是“一般性”,作为没有阶级性的典型表现)仍然被否定。后,工作经验和典型本来可以通过党的各种工作渠道来传播,但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党报的最主要内容,甚至影响到今天的党报。

三、否认记者是劳动者的错误观念,无意中成为后来整肃记者的正当理由

陆文以记者不是劳动者作为理由之一,要求记者为人民服务。这种理由现在看显然是错误的,它后来能够成为整肃记者的正当理由,这是陆本人也意料不到的。

不过,陆本能地强调尊重事实,这是他正直人生的顽强表现。在当时一定要划清唯物、唯心界线的氛围中,基

于反法西斯的斗争环境,他找准了一个批判对象,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他将法西斯新闻理论概括为“新闻就是政治本身”,是很准确的。可是,当一个党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公正地报告事实的时候,党的新闻报道自然就得服从政治需要,这在西方政党报刊的历史中同样常见,党处理新闻也有这种情形。于是,陆无形中犯了一个大忌,他所批判的法西斯新闻理论,弄不好会批到党自己头上。到了“”时期,林彪说“如果来稿中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进去”;要求“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等等,也属于这类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在1978年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早就批判了,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还常常这样做着吗?也许由于这个原因,陆的这篇文章,传播最广、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新闻的定义,而关于批判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宣传方面的领导人从来没有提起过,学界也有意无意地回避。80年代时,我曾一度想刚要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新闻宣传观点,为新闻所的资料室买了一批这方面的书,我指导的一位研究生写的是戈培尔的宣传思想的论文。但是最终还是回避了一个大家都感到敏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一些新闻理论的表述,竟会与法西斯宣传家的一些表述惊人地相似?那篇论文只谈戈培尔本人的宣传思想,完全不涉及其他。40年代鲜明地批判“新闻就是政治本身”的陆定一,后来也没有再论证这个问题。

仅就陆鲜明地批判了“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就值得好好地纪念他。而他的文章的其他问题,涉及当时延安《日报》改版的新闻学主题转换,领导者是,陆定一的文章是在贯彻的党报思想。如果主要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是以新闻学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总体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党这个整体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当时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时,根据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思想上要与时俱进。否则,一旦把偏至的新闻学上升到永恒,悲剧便不可避免。这个责任,不能由陆定一承担,他后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本人也为此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现在纪念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