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史研究與研究途徑1
林麗雲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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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十年來，台灣的傳播研究深受美國主流典範的影響。但是，這個典範偏重效果及微觀的分析而忽略結構性及鉅觀的研究，無法充分地解釋台灣社會變遷中的傳播現象。在此「非常時期」(the period of anomaly) --也就是舊典範面臨危機而新典範尚未成型之時--本文將指出：面對傳播環境中的變遷與挑戰，傳播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面向，因為傳播史研究的鉅觀及動態性分析，將有助於觀照傳播體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接著，本文將討論未來在進行傳播史研究時可能採用的幾種途徑-- 歷史主義的、客觀的與解釋的--也將分析它們的優點與限制。本文的目的在於拋磚引玉，期盼有更多的人共同來耕耘這片重要而尚待努力開發的領域。
關鍵字：傳播研究的典範、傳播史、研究方法、歷史社會學
壹、 主流典範的貢獻與侷限
長久以來，傳播研究存在著一個主流典範 (這裡，「典範」是指科學史研究者Thomas Kuhn所說的，在某一個時間上，某一個學科的社群所認可的基本假設、法則、理論、研究的方法與結果的應用。Kuhn，1970：10）。這個傳播研究的主流典範是誕生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美國社會。在當時樂觀的氣氛中，美國的主流價值是想建立一個自由民主與富裕繁榮的社會。在這個理想的藍圖中，大眾傳播被視為社會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次體系，與其他次體系(如政治、經濟、文化等)並肩合作，維持體系的穩定，達成社會的目標 (如選舉式的民主，資本主義的運作)（Gitlin，1978；Golding and Murdock，1980；張錦華，1994）。這種功能論的想法產生了一個基本的假定，認為大眾媒介對大眾的政治生活(如對公眾事務的討論、政黨傾向、投票行為等) 及經濟生活(如對商品的熟悉，喜愛與消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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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研究者用量化的方法來分析媒介訊息對閱聽人所產生的效果；研究的結果主要是用來提供給政治及商業部門作為政策上的參考。
美國的主流典範對台灣傳播教育學術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約四十年前，在台灣政府或美國一些基金會或學校獎學金的補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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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傳播研究的先驅，遠渡重洋，負笈取經，向美國傳播界的大師學習當時最先進的學說。他們回國後即在大學開設相關的科系與課程 (王洪鈞，1993；程宗明，1998a）。在這些前輩的引介下，美國主流典範所發展出來的傳播理論與社會科學調查的方法，到現在仍是新聞與大傳系所的必修科目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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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內容，也被編寫成大眾傳播學門的
。因此，主流典範的知識與訓練為台灣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
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同時，主流典範中的理論與模式也在台灣進行測試。自一九六0年代以來，許多重要的傳播研究即運用美國主流典範的架構與理論假說 (如兩級傳播、使用與滿足、議題設定、投票行為等)，對台灣的閱聽人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以了解媒介訊息(如公共宣傳、新聞報導等）對閱聽人的影響（如現代化、政治參與、溝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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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結果
產生了一大筆資料。研究者再用美國社會科學界所發展出來的分析方法 (如統計、電腦運算等)，企圖準確地描繪出台灣閱聽人的圖像，以供決策者制定公共宣傳的政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的角色基本上是客觀地呈現資料；再由資助的單位來運用資料，設計訊息，再經過適當的媒體，將訊息傳給其所設定的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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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美國在反共的意理下，有意識地推銷他們的傳播學術，來影響其
他國家的傳播教育。美國政府所用的方法包括：提供獎學金、交換學者等。Simpson (1994)。
3 請參考中華傳播學會網頁上，各校傳播系所的簡介。
4 如徐佳士、李金銓所分別著述的<<大眾傳播理論>>，仍是各校「傳播理論」課程的基本教科書之一。
5 如徐佳士等，1974，1975，1976，1983，1984；潘家慶等，1990，1993；賴光臨等，1984a，198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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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流典範的研究結果可供政治人物與商業公司做宣傳政策的參考，而台灣社會目前的主流意識型態偏向選舉政治與消費文化；因此，這個主流典範在台灣的傳播學術及教育上，可能還會居重要地位。在學術研究上，若從事這類型的研究，則研究者較可能向政治部門(包括政府、政黨、政治人物等)申請到經費。在傳播教育上，學習這類應用性的科目，學生畢業後較容易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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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晚近成立的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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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有幾家即以行銷、宣傳、公共關係為主要的發展特色。
雖然主流典範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典範內在的問題可能會限制本身的發展。在這個典範中，媒介被當作是訊息傳遞過程的「中立的通道」，獨立於社會中的其他機制。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研究者較少提出鉅觀的、結構性、控制面的問題。這個假定，可能較適合美國社會，因為相對於大多數威權主義國家，美國有較多的規範與保障，來確保媒體的獨立與自由 (如美國第一修正案所言：政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8。但是，台灣傳播制度與美國的有根本上的不同：台灣的媒體身陷威權的統治，受到國家以及各種權力的不當的干預與控制。因為這種體制上的差異，如果研究者只用外來典範中的概念、架構、假設來研究台灣的傳播現象，可能會忽略了台灣媒介體制中的重要課題。
這種典範的限制，過去一直隱而不現，到了一九九0年代則逐漸浮現。在威權主義時代，傳播體制的問題是禁忌之一；因此，雖然體 6
訪問師範大學社教系系主任陳雪雲教授所得。
新成立的新聞、大眾傳播系所中，除一部份（如師大大傳所、世新公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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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銷、公共宣傳為主要的特色外，還有的新系所以傳播管理（如中山傳管所、銘傳傳管所、南華傳管所等），或以傳播科技（如交大傳科所、中正電訊所）為主要的發展特色。但是，似乎國內還沒有一個新聞傳播研究所的特色是用批判性的取向來分析當代的傳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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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國，媒體可能還是會受到政治以及經濟體系的干預。根據Noam
Chomsky的分析，在冷戰時期的對外事務上，美國的媒體傾向與美國的政客、資本家合作，維護他們共同的利益。因此，Chomsky 把美國媒體的運作稱為「宣傳模式」。Chomsk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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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問題一直存在，卻不是能在社會上公開討論的議題。但是在一九八0年代中，台灣社會逐漸由過去被壓抑、監控的型態，朝向Karl Popper (1966：1 )所說的「開放的社會」；也就是說，社會中批判的力量逐漸釋放出來，反省並反抗社會中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如統治者不當地干預民間社會（張茂桂，1988）等問題，其中也包括媒體控制的問題。到了一九九0年反對黨人士發起「電波開放運動」，宣布要「突破廣電禁忌」，成立地下的民主電台，突顯黨政軍不當地控制電台與電波的情況(馮建三，1998：21)。對於這些社會所提出的傳播議題，主流典範卻不能提出適當的解析，因為這些議題屬結構性、控制面、體制層次的，而主流典範所分析的卻是微觀的、功能面的、效果層次的。
當舊的典範無法妥善地詮釋社會中的重大議題時，傳播研究可能會進入新的階段，也就是Kuhn(1970：67-91）所說「非常時期」(the period of anomaly)。根據Kuhn研究科學史的經驗，在這種時候，學門內會有焦慮、不安的氣氛，研究社群的部份成員可能會嘗試用新的研究假設、概念與方法，來解決燃眉之急，其結果可能會造成另類典範的興起。這種情況似乎也發生在台灣的傳播研究。一九九0年代，當反對黨以猛烈砲火對傳播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大加撻伐時，部份的傳播學者心有所感，嘗試回答媒體控制問題。他們所做的分析，已經把主流典範暫擱一旁，而向社會科學的其他學門搬救兵（指與其他學門進行整合性的研究）、借武器 (指援用分析概念與方法)。例如，一九九一年所進行的「解構廣電媒體」研究（鄭瑞城等，1992），即邀請了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門的學者共同參與。
在此同時，也有部份學者引介傳播批判典範的理論與概念。例如，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探討傳播資源在社會中分配的型態及其對訊息的影響 (馮建三，1992）。主控意識型態的分析則關注媒介的訊息體系如何傳遞社會中的主流意識型態，各團體又如何在其中進行抗爭(張錦華，1994)。有的學者則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父權體制下的傳播問題（林芳玫，1996）。這些新的理論從不同的面向、用不同的方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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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中的台灣社會進行對話，也為台灣的傳播研究帶來新視野、新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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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傳播史研究的重要性
雖然新的理論途徑在回應本地傳播問題上，有重大的貢獻，但是在學習這些理論時，有一些地方我們必須加以注意。首先，這些理論大多孕育於西歐及北美，其目的主要是用來回應它們歷史情境中難解的問題。因此，用它們來解釋當代台灣的情境，固然有一定的解釋力，卻未必完全適合。尤其，這些理論雖同屬批判典範，但所著重的面向不同，彼此之間也有重大的爭議。例如，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同樣根源於英國左派的思想，但是他們對於經濟決定論的問題，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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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同一個理論學派，也可能在不同的地區與時間裡，關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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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的面向，並且不斷地更新所持的論點。因此，當我們在面
對這些相關卻又相異的理論時，不能一味地把理論移植過來，硬套在台灣的情境中。相反地，我們除了要真確地了解這些鉅觀理論的意義與歷史情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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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掌握本土社會的特性，評估這些理論對本土
經驗的解釋力。這也正是社會科學家黃光國（1993：33）所說的，要把外來的理論加以「創造性的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也就是把外來的理論加以檢證與修正，來建構適合本土的理論。 9
例如，中華傳播學會1999年的論文研討會即以「傳播研究的破與立」為主題，
討論未來傳播研究的顛覆、創新與突破。
10 關於最近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派的辯論，請見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5 No.1:60-100. A debate/exchange of views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cultural studies.
11 例如，以傳播政治經濟學而言，北美、西歐第三世界國家主要關心的議題有所不同，見Mosco (1995)。以文化研究而言，在各時期，關心的主題、理論化的過程，也有所變化，見Turn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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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劉平君所指出的，台灣在引介英國文化研究時，似乎較忽略其歷史情境
與源頭，見劉平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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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證這些鉅觀的理論對本土社會的解釋力時，歷史性的分析十分重要。正如C. Wright Mills (1959：169) 說的，歷史是一個「有趣的研究場域」，會透露出某一特殊情境中主要的運作型態。同時，歷史性的分析也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實驗室」，可以觀察社會大環境中各變項的關係及關係的轉變。因此，在歷史性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檢視鉅觀的理論所發展出來的假設，觀察各種因素(如國家、資本、意識型態、反對運動等) 的性質，看他們如何形成、如何互動以及如何轉型？經過這樣的觀察與分析，我們可以較確切地了解近來所引介的鉅觀理論中，哪些較適合用來解釋台灣的傳播環境？這些理論所能解釋的，是哪些面向？又有哪些限制？因此，有了歷史面向的分析，我們可評估各理論的解釋力，並據以修正理論，作為建構本土鉅型理論的基礎。
除了有助於理論建構外，歷史性的分析在詮釋台灣傳播環境中的問題上，也十分重要。從規範性的角度來講，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應由過去「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轉變為公共領域中的機構。要擔任這個重要的角色，媒體本身必須具有多樣性與多元性；因為有多樣的訊息及多元的管道近用媒體後，則不同的團體及個人才能了解公共事務，深思明辨，表達意見，形成共識，進而採取行動(Thompson，1995：257)。然而，台灣的媒體仍存在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例如，政治干預、所有權集中、媒體工作者權益不受重視等。這些問題，根植於過去的威權主義統治，屬社會變遷中的殘留部份（residual elements ）（Williams，197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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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在仍有重大的影響，是政治轉
型中不確定的來源之一，也可能導致新型的威權統治（O’Donnel et al，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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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台灣社會的未來發展，我們有必要從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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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Williams認為文化變遷過程中，過去的文化有一部分會留下來，繼續
影響現在。他稱這一部份為「殘餘文化」(residual culture)。
14 根據政治學者G. A. O’Donnel 等人的分析，政治轉型的結果是充滿不確定的；它可能帶來制度化的民主政治，可能會回到威權統治，也可能造成武力對峙。不確定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建設未建立起來，而威權主義的陰影卻還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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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動態過程中，了解傳播體制的問題--它們的性質與成因、轉變及轉變的方向。換言之，我們必須先回到歷史，從中認識過去、了解現在，並找到未來的走向，未來才能真正走出歷史的悲情。
雖然傳播史研究對了解台灣的傳播環境十分重要，但是長久以來傳播史研究顯然有不足之處。首先，由於主流典範忽略歷史性的分析，傳播史的書籍，在數量上，十分有限。在這些有限的書籍中，關於台灣的部份，就更少了。過去在大中國思想的影響下，本國傳播史的書籍，如賴光臨(1983)所著<<中國新聞史>>一書，主要從古代的<<詩經>>、<<尚書>>談起，次談漢唐宋元明清，然後以清末到抗戰時期國民黨黨報為重點，最後把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後的新聞史連接到中國新聞史上。換句話說，我國現有的新聞史教科書中，其內容關於台灣的部份，不到十分之一。
同時，即使有少數關於台灣新聞史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大多承襲前人或官方的資料與觀點，很少引用新的史料來做批判性的分析。例如，大部份「本國新聞史」的書籍並沒有探討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台灣報業；因此，我們目前對二次大戰結束初期報業的了解，主要來自<<台灣報業四十年>>（陳國祥，1987）一書中幾頁的描述。這幾頁，其實是錄自一本碩士論文（洪桂己，1957）。而這本論文對於當時報業的記載，僅建立在一篇回憶性的文章上（葉明勳，1951)；文章的作者是戰後初期國民黨辦的中央通訊社駐台灣的特派員。他的基本論點反應了當時官方的看法：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戰後初期的報業濫用了新聞自由。這種觀點，幾十年來，幾經抄錄、引用，儼然已成為歷史定論，晚近甚至被一些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者所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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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句話說，數十年來，對這非常重要的一段時間裡，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主流論述，其根源僅只建立在一篇回憶性的文章，而非建立在豐富翔實的史料和嚴謹的考證上；既沒有分析當時報紙的文本，也沒有 15
例如，賴澤涵等人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時，即認為當時的報紙是導致事件
的原因；這個論點所依據的，就是陳文（賴澤涵等，19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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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訪問經歷該事件的人。所以，那些論述的基礎相當薄弱，其所呈現的歷史圖像也失衡、失真。
在上述傳播史研究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將無法有效地在歷史中檢證鉅觀理論的假設。我們也將無法妥善地詮釋台灣的傳播問題。我們更將無從知道過去、現在與可能的未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再不努力蒐集僅存的史料並重新建構歷史，則文獻資料將一點一滴地流失，老成人物也將一個一個地凋謝。那麼，我們將無法建立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們很可能也將把一個破碎不堪、殘缺不全的過去留給給下一代。因此，蒐集史料、重建歷史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急迫。
參、 傳播史研究的途徑
晚近，有部份學者已意識到傳播史研究的重要性，開始從事歷史面向的研究。例如，鄭瑞城等人已組成研究小組，開始建立傳播研究的資料庫；資料庫的建立，也是未來歷史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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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最近
也有關於電影事業的論文及書籍問世(李天鐸，1997；劉現成，1997；盧非易，1998；程宗明，1997，1998b）。由此看來，學界已逐漸意識到必須為未來保存過去的軌跡，也必須從過去中尋找未來的出路。
在這個傳播史研究的重要契機，我們有必要先行了解其主要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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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樣的了解，研究者才能有自知之明，知道本身在歷
史分析中的角色為何？史料與理論的關係為何？歷史分析的性質為何？又有哪些限制？然後，我們才能比較妥當地運用歷史知識來建構適當的理論與提出妥善的對策；同時，我們也才能避免知識的專斷， 16
關於傳播研究資料庫的建立與運作情況，見中華傳播學會1999年的論文研討
會中專題討論(IV)「建立傳播教育與研究的資料庫的需求與現況」。
17 在中華傳播學會1999年的論文研討會中專題討論(II)「多元典範下傳播研究方法的省思」，翁秀琪曾反省口述歷史的意義、研究方法及應用，見翁秀琪（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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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學術的包容與開放。
有關歷史學的研究途徑，根據當代英國歷史學者 Carr的分析（1961：7-31），主要有客觀的（objective）、及解釋的（interpretative）兩大途徑。另外，比它們稍早一點的，有一派是歷史主義的（historicist），它也影響了晚近的歷史研究；因此也將納入本文討論的範圍
18
。以下的討論包括這些途徑的歷史背景、意義，以及運用它
們來解釋台灣的傳播史時，可能會有的優點與限制。
一、 歷史主義的途徑(The Historicist
Approach)
這個學派可上溯文藝復興時代時的史學發展(劉昶，1989:16-33)。在這之前的中古時期，基督教義是解釋世界的依據，也是當時歷史論述的基本觀點；這個教義認為，上帝支配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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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神宰制人
的想法，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風潮中，被人文主義所取代。人們開始大膽地掙脫神的宰制，樂觀地相信人可以運用理性，來解釋世界、掌握命運、預測未來。這種樂觀的精神與後來的實證主義結合，一部份的思想家便強調要用人類的理性來尋找歷史的因果定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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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
近來，有學者提出後現代的史學觀點，指出歷史的建構與權力有關。他們對歷
史研究有深刻的反省。但是，目前學界對於「後現代」的定義，還沒有完全一致或相互都能同意的說法。因此，對於後現代的問題，在此暫不討論，日後再另文探討。（Jenkin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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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奧古斯丁(St.Augustine, 354-430)所著的上帝之城一書，認為基督降生之前為
福音準備時期；之後，是福音散播的時期，在這一段時間，祂會帶領人類走向天國，聽到祂的福音，而虔誠信奉基督教義的人，在最後的審判中，將會走向天國。在這種史學中，歷史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在祂的安排之下，人類歷史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也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但是，這種史學的問題在於1.把人類從歷史的中心，貶抑為上帝的子民，有很深的宿命論；2.歷史只是為神學服務；3.同時歷史也很可能排斥異教世界。Collingwood (1946：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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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伏爾泰認為「氣候、政體與宗教」三者是解釋世界之謎的唯一鎖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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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歷史定律和自然科學的定律（如四季、地球繞太陽運轉）一樣，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不僅會主宰過去世界的運作，也會決定未來。例如，孔德自認為發現了一個偉大的歷史的規律，永遠為人類智力的發展所必須遵守（轉引自劉昶，19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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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想到了二
十世紀仍然存在，如東歐及中國的共產政權援用教條化的列寧馬克斯主義來解釋過去的歷史以及預測未來共產主義革命的全面成功，這也正是哲學家Popper 所稱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Popper，1957：3)。
由此可知，歷史主義是源自啟蒙運動的思想。這種思想把人從神的手掌心釋放出來。它也把人從歷史的客體轉變成歷史的主體。它讓人充滿信心，樂觀篤定，不會徬徨，不再恐懼。它也讓人相信可以運用理性來控制環境。這個過程中，人不再害怕神祕不可知的力量；這也正是Weber所說的「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Weber，1974：51)。發揚這種理性精神，對於台灣而言，是很有意義的。台灣社會歷經了長期威權的統治，人們往往對政治權威感到恐懼、惴惴不安，以致自我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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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1986：52）。然而，在邁向開放社會的時刻，
人們可以學習啟蒙運動的精神，用理性來認清自己的過去，決定自己的未來。同樣地，傳播史的研究者可運用理性，面對過去的禁忌，解析看似紛亂的傳播現象，從中發現深層的結構。
但是，在運用這個研究途徑時，必須留意一些問題。首先，當這個途徑興起的時候，是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的年代，那種突飛猛進，讓社會人文學者油然升起「有為者亦若是」的心理，學習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但是，正如Popper（1957：108-122）所批判的，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所處理的變動是不 21
根據孔德的說法，人類社會知識的發展，會經過三個階段：由神學到形而上之
學，再到科學的階段，也就是實證主義的階段；與這個三個階段相對應的，是軍事、過渡與工業三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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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指出，台灣社會歷經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政治太可怕了！」烙印在台
灣人的心中，變成一種集體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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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的、結構性的、本質上的改變；自然科學所處理的變動(如四季、地球繞著太陽旋轉)，則是自然界的周期性的轉變。而且，根據Kuhn(1970)的分析，即使連自然科學法則的前提，也會因為不同的時空下與條件，而有所調整、變動。因此，如果歷史學者還把一些法則一成不變地加諸變動的世界，可能會忽略社會中不可知的、不一致的部份，在知識上可能會有很大的偏差。
更危險的是，歷史主義者還可能主張這些歷史定律會決定人類的未來，呼籲人們要共同遵守。但是，正如Popper (1957：iv) 猛力攻擊的，二十世紀中，在無情的歷史定律下，許多國家與種族的男女，成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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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途徑似乎少在新聞史的作
品中出現，但是在中國大陸的部份新聞史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到歷史主義的影子。例如，有些中國大陸學者所發現的歷史的定律是「祖國的統一」，基於此「定律」，他們在描述台灣的傳播事業發展與問題之後，會大膽地預測；要解決種種的問題，必須要等到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之後，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決(方漢奇、陳業劭，1992：323)。這種「歷史定律」如果被人們所接受，人們可能覺得一切奮鬥、抗爭、理性思辨都是白費功夫，「反正歷史就是如此」。他們也可能因而喪失了自主性與批判力。弔詭的是，這個學派孕育在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中，但是它可能產生的宿命觀，卻違背了理性主義的精神。同樣地，人類歷經了「解除魔咒」的過程才勇敢地掙脫上帝，四處尋找真理；但是，這個學派所產生的法則卻可能反過來對人類社會施咒，使人無法走向真正開放的方向。
二、 客觀的途徑（The Objective Approach）
到了十九世紀，有一些歷史學家深刻反省史學的地位與研究方法
23
也有一些歷史學者不同意Popper的說法，認為Popper 實際上是誤解了馬克斯
主義，把馬克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劃上等號。何兆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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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們的反思，中古時期史學只是神學的附庸；可是，如果歷
史學者只關心自己的理論，甚至會選擇重要的歷史的事件，來支持並強化他們的理論，則歷史學會再度淪為附庸的地位(劉昶，1989：33-46)。經過一番討論，十九世紀的史學家呼籲世人要重視歷史事件的完整性。當時引領風潮的德國史學家Leopold von Ranke主張，史學家必須學習每個時代自身所具備的意義，但是學習的方法不是從理論來演繹歷史事件，而是從挖掘原始史料開始，弄清真相，然後不偏不倚地、客觀地、完整地呈現真實，因為「歷史本身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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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實地說明歷史」、摒棄個人主觀的好惡，也成為客觀主義學者的圭臬。
客觀主義的精神影響了十九世紀的史學，在當時學者的努力下，大量的史料整理出來，在精確考證的基礎上，早先的歷史被重寫。這種找尋史料以及重寫歷史的努力，對本地從事傳播史的工作，深具意義。如前面所說的，目前傳播史的基礎資料大量流失、殘缺不全，我們必須師法這個學派在蒐集史料上的精神，致力蒐集各類的史料，如日記、檔案、個人的回憶錄等。同時，也必須學習這個學派尊重史料的精神，在撰述上要基於史料，不可以為了強化自己的立場而只選擇某些部份，摒棄其他的部份。
但是，這個研究方法，也有一些限制，是研究者必須注意的。第一，根據這個研究方法的原則，研究者必須努力地蒐集史料。不過，這種精神發揮到極致，歷史學可能變成考證學或史料學；而人類歷史，用英國歷史哲學家Collingwood (1946：341) 的話來說，可能只是「剪刀與漿糊」拼湊起來的作品。同時，歷史學者可能只是史料編輯者。但是，正如Collingwood所說的，歷史未必是過去的再現，而是當代 24
這一個學派，也被稱為「批判史學」（楊豫，1998）。
例如，Ranke 的成名著作<<拉丁與條頓各族史>>，每一頁都是由原始資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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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包括回憶錄、日記、信件、檔案、當事人的直接引述。在該書的序言，Ranke指出，歷史向來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本書的目的是要如實地呈現發生過的事情而已。（…It wants only to show what actually happened.）Stern(19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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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學者對於過去所做的建構；同時，歷史學者在歷史建構的過程中居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必須隨時對過去賦予時代的意義。
其次，這個研究途徑要求研究者要保持絕對的客觀性。但是，無可避免地，研究者會有預先存在的價值；這些價值，可能影響研究的各環節；因此，批評者指出：宣稱歷史研究能到達到真正的客觀、中立，無異緣木求魚、自欺欺人(Carr，1961：10； Popper，1966：268 )。首先，做研究之前，研究者會受到時代的影響，來選擇研究的題材。例如，冷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課題之一是讓海內外相信它代表全中國，在官方意識型態的影響下，本國史的研究主題大多以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事件為主，較少探討台灣的部份。直到本土化的思想變成台灣主流的意識型態並且被統治者所吸納，台灣史研究才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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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研究同一個主題，研究者所切入的面向也會有所差異；
例如，勞工運動者與女性主義者的研究焦點可能有所不同。同時，研究者的立場也會影響其史料的安排，如對某一部份多加著墨，對其它部份一筆帶過。例如，過去國民政府把共產黨政權當作「匪幫」，把他們所屬的報紙稱為「偽報」；因此，在國民政府管轄下的台灣所出版的中國新聞史幾乎沒有關於「匪幫」與「偽報」的描述。此外，在歷史寫作上的用字遣詞，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也具有意義；因為用字遣詞不大可能完全中立的。例如，對於台灣的報業的描述，在台灣出版的中國新聞史把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報紙說成是「復興基地的報刊」(賴光臨，1983）；中共出版的新聞史則把台灣的報紙說成是「南京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台灣報紙」（方漢奇、陳業劭，1992：278）。對於國民黨政府對媒體的政策，在台的某些學者稱為「輔導的措施」(李瞻，1975：184)；而中國大陸的學者則把這種「輔導」說成是國民政府對新聞事業的「限禁」（方漢奇、陳業劭，1992：306）。因此，雖然歷史學者儘量要做到「客觀」、「中立」，但是批評者可能會認為， 26
例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長期以來，以1945年之前國民黨政府在中
國大陸時期為主要的研究課題，很少探討台灣史部份。晚近，為了因應本土化的潮流，中央研究院才籌備設立台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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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可能只是學術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裡面包裏的，還是個人的主觀價值。
由此可知，以上兩種史學上重要的途徑，各有各的優、缺點，也存在某種對立的關係。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發現普遍的法則，據以演繹社會的過去與未來的發展；但是，他們卻可能忽略史實，也讓人類再度成為歷史法則的客體。客觀主義者則主張回歸史料，要客觀地、中立地、完整地將史實呈現出來；但是，號稱客觀的研究者可能不自覺地會變成自己主觀的俘虜。這兩個對立的思考方式，以及個別所含的難題，是幾百年以來歷史學者反覆思辨的議題。
三、 解釋的途徑 (The
InterpretativeApproach)
針對以上歷史學的議題，二十世紀的英國歷史學者Carr (1961：7-30) 提出一個綜合性的思維方法--解釋的途徑。這個途徑認為，即使研究者自詡奉行客觀的原則，但是研究的各個面向，其實很難避免主觀的介入。因此，研究者與其渾然不覺或隱而不言，不如反躬自省、開宗明義，說明自己的立足點，提出新的解釋；例如，Curran在所他寫的英國報業史，一開始就明白地指出：早先新聞史中的「神話」，是把市場自由化與新聞自由劃上等號，而他的解釋架構則要闡述一件事--「自由市場」實際上限制了新聞自由以及辦報的自由（Curran and Seaton，1997：7）。這類解釋架構的形成，是基於個案的性質與對現有史料的理解；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解釋架構會協助研究者整理史料；研究者也會再根據新的史料，對解釋架構加以修正、甚至加以推翻。因此，解釋架構與史料之間會不斷地對話。同時，由於提出解釋架構的是當代的研究者；因此，當架構與史料進行對話時，當代的人也與過去進行對話，對過去的歷史賦予時代的意義。
這個途徑尊重當代人對歷史的解釋，相當符合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重建歷史的風潮。目前台灣社會中，過去的魔咒已逐漸解除，許多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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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如政治的受難者、流亡的左派份子、被壓抑的婦女等）正開始重新為自己找尋認同，建構他（她）們的歷史（如李鎮洲，1994；蘇新，1992；江文瑜編，1995）。這些團體所處的位置不同；因此，他們的價值觀也會不同。由於價值觀的不同，對於同一個主題所關照的面向不同，也可能提出不同的歷史解釋。這些多元的價值與多樣的歷史解釋，在民主政治中都應該受到尊重，也會在這個途徑中得到知識上的支持。同時，根據這個途徑的原則，在民主生活中的公共領域裡，解釋者應該開誠佈公，溝通了解，彼此尊重，運用史料，互相檢證。因此，這些多樣的解釋將不是天方夜譚，也不是各說各話、無法對話。
在運用這個途徑時，Weber的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值得參考。根據Weber (1949：164-70)的說法，研究者基於理論上的假定、個人的價值與興趣、以及對現實的理解，會對現實中的某些現象提出初步的解釋架構。在建構的過程中，研究者會用「理念型的分析」(Ideal-typical Analysis)，也就是把研究的焦點放在現實中某些要素上，將它們抽離出來加以概念化，再根據理性上的了解，建構出這些概念間可能的因果關係（Weber，1968：4-7；1949：89-111）。這些想像的關係，在歷史分析中，將被當作研究的假設。也就是假設歷史過程中有一趨勢：A變項會影響B變項。在檢證這個假設時，研究者可依照A變項的變化把過去加以分期，再觀察是否每個時期中B變項有研究者預期的變化。只有當這個假設承受得起現存史料的檢證，我們才可暫時接受：對某社會情境而言，A變項會影響B變項；而且，這個關係達到顯著的程度（Weber，1949：181-5）。這個解釋，可以投射到未來發展的趨勢；也就是說，只要A變項繼續存在，我們可以預期它可能會影響B變項。但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投射」(projection)並非「預測」（prediction），因為現實中有許多難以預測的情況。例如，A變項不一定會持續存在；另外，未來可能有新的變項會影響A、B兩者的關係（Popper，1970：126）。
我們在運用這個研究途徑時，有一些應該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這個途徑容忍研究者有多元的價值，並能接納多樣的歷史解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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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比較他們的好壞優劣(Weber，1974：144)。也因此，這些解釋也未必有哪一個最接近真實。他們都是基於某種價值，站在不同的角度，解釋部份的現實。只要它們能被史料檢證，分析有理，並且經過公開討論的程序，都應該被接受。但是，這種多元的價值觀大異於啟蒙運動以來的基本理念；該基本理念認為社會中應存在普遍的價值，作為人類溝通的基礎與奮鬥的目標（Hamilton，1992）。因此，如果有人（如Habermas，1985）還是相信人類應奉行啟蒙運動的基本理念，繼續追求共同價值，則他可能不會完全接受這個途徑所含的價值相對觀。
第二、這個途徑運用社會學「理念型的分析」作為分析工具。雖然這種分析方法幫我們分析現實、評估理論；但是，無可避免地，它也會排除現實中的一些元素。因此，這種分析方法是取乎現實而超乎現實。所做的分析並非現實本身，也非現實的全部；正如Weber所說的，「只有在極少的情況下，社會行動才會完全遵照這種方式(按：指理念型的分析) 發生。」（Weber，1968：19-20）。因此，這種分析方法可能會受到客觀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它沒有完整的呈現歷史的全貌。客觀主義者也可能進一步指出：正如歷史主義者把歷史學變成理論的附屬一樣，解釋學派的信奉者再度把歷史學變成社會科學的附庸；只有客觀主義者努力要保持史學獨立的地位。
最後，根據解釋學派的原則，任何一種歷史的解釋若要被接受，必須要被現存的史料所檢證。因此，解釋架構是否合宜，取決於史料是否豊富。在進行研究時，研究者不僅需要重讀現存的史料，更必須像考古學家一樣，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努力挖掘可能存在的史料，才能對現有的論述提出質疑，並提出新的觀點。但是，正如前面提過的，進行台灣傳播史研究時，在資料上有重要的限制。一般而言，媒體的檔案並不對外開放，因此研究者對媒體內部的了解，只能以媒體流出來的內部刊物，或他們自己所公布的歷史作為線索，再輔以其他的資料，如回憶錄、傳記、人名錄等。而且，有的媒體如曇花一現般轉眼之間煙消雲散，留下的資料，就像鳳毛麟角；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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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對這類媒體的了解，幾乎只能透過第二手或第三手以上的資料。同樣地，資料流失的問題也發生在官方的檔案上。政府主管檔案的單位(如國史館、省文獻會等)主要是被動地接受檔案，不會主動地向行政機關徵收。通常，政府單位很少主動送檔案。經常發生的情況是，當檔案的性質對政府官員不利時，官員可能會私自收藏起來或甚至把檔案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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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文獻不足的情況，或許可以用深入訪談的方法加以
補救。但是，有許多重要的當事人早已仙逝；即使有的還健在，他們可能隱姓埋名，也可能不願談過去，而拒絕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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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的人
願意接受訪問，他們的回憶也未必完整，也未必吐露實情（王明珂，1996）。由於受到這些限制，因此，目前所提出的歷史解釋，即使被現存的史料檢證了，仍可能是暫時性的、假設性的；它們可能被永不見天日的史料所推翻，也可能與亡者所認知的有所不同。因此，這個研究途徑所得的歷史解釋將與歷史主義的途徑所得的法則不同。這類的解釋將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它們可能充滿疑問與不確定，也可能留給讀者一連串的問號與驚嘆號。
肆、 代結論：傳播史研究向前進
對於以上所舉出的三種歷史學研究途徑，研究者可依照自己的立足點，選擇適合自己理念的，向前邁進。他們也可另闢蹊徑，提出新的思維方法。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可能有更多的途徑，途中也將百花齊放，鳥語花香。但是，無論選擇哪一條路，研究者必須常常提醒自己，視野上可能有哪些侷限。例如，本文已指出，歷史主義者會相信 27
訪問國史館檔案處的處長（1994年11月15日）所得。
例如，二次大戰結束初期的報紙<<民報>>，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被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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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重要的幹部也在事件中失蹤。即使有少數的人員還活著，他們可能還活在過去的陰影中，而不願意接受訪問。例如，該報的主筆楊雲萍目前還活著，筆者曾在電話中表明訪問的意願，但是他卻回答：「我的記憶力太差了，問我也沒有用」（199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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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中可以發現台灣傳播發展的法則，該法則可以用來了解過去、預測未來、從事大規模的改革；但是，他們必須小心：不要變成歷史的俘虜，也不要把這套「法則」硬套在歷史事件上。客觀主義者會試圖擺脫理論與價值觀的牽絆，致力於蒐集史料，呈現台灣傳播活動的全貌，讓史實自己對人們說話；但是，研究者必須小心：不要受制於自己的主觀立場而渾然不知。解釋學派的信奉者將提出對歷史的解釋，再用史料加以檢證，也會投射出未來可能的趨勢；但要小心的是：「理念型的分析」不是事實的全貌，也不是絕對的，它將永遠把過去與未來當作「開放的讀本」(an open book)。
以上方法上的反省，將有助於未來要進行的傳播史分析。若能運用較適當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則在未來分析中，我們不僅能對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提出心得與新得，也能了解台灣傳播環境的根本問題、性質、形成的原因與轉變的型態。同時，針對本地所做歷史性的鉅觀分析與研究方法的討論，將補足主流典範的不足，也有助於發展根植於本土的鉅型理論。這些分析與理論，將有助於我們了解過去，看清現況，並為下一步做好的準備，不再重蹈覆轍。因此，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人從事歷史面向的研究，並且再度思考研究上的各種難題，如研究者的主觀與客觀、研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史料的蒐集與解釋、歷史與理論、歷史與社會實踐等辯證關係。期盼在大家共同的耕耘之下，這塊園地能綠意盎然、一片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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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nd Approaches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In the Midst of a Paradigm Shift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Lihyun LinABSTRACT
Taiw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US.This paradigm, focusing on micro-level analysis and ignoring the macro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n not fully answer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Taiwan’s social transition.At the present “period of anomaly” i.e. the period when the old paradigm is in crisis but a new one has not yet com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historical studies would be indispensable in meeting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The reason is that a holistic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can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for the particular context.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main historical approaches--the historicist, objective and interpretative ones--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here aims to inspire and to invite people to come to this important but largely unexplored field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words：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
communication history，methodology，historical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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