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负担若干问题的思考

办事不量力而行,急功近利,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完全脱离初级阶段客观现

关于农民负担若干问题

的思考

吴思明

万胜利

实,搞一些过高的目标和庞大的规划,结果大大超过财政和农民承受力,不但事与愿违,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直接损害了农民合法权益。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不可对此估计过高,(至少还有2700万农民在为温饱而奋斗)。不少人正是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大搞部门利益膨胀,不时向农民伸手索要,更有甚者,一些地区和部门把一些不切实际的目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却难以抑止,久治不愈,一再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值此,我们不能不冷静地反思一下,农民负担为何总是反弹?

一、农民负担问题关键是找到负荷的最低平衡点

所谓农民负担,学术界比较一般的看法:是指农民从当年经营收入中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向国家、集体及其他社会方面所无偿提供的必要费用和劳务的总称。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需要广大农民做出巨大的牺牲,据有关专家测算,在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形式,农业被抽走大约13000亿元资本。农业平均每年要把所创造价值的12.4%,无偿贡献给工业或城市。近年来,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已达到5∶1,1993年国民收入积累率(38.7%)仅次于大跃进的1959年和1960年(43.8%和39.6%)是解放后的第三个高积累年。尽管目前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城乡倾斜的“二元”经营结构带来的后遗症,并着力于实现从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轨。但实践表明,目前国家财力在承受这一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困难是巨大的。至于农民负担呼声最高的广大贫困地区,则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鄱湖之滨的某县,是个人口愈百万的农业大县,财政收入90%来自农村,千里圩堤的保养,二万多吃皇粮的庞大队伍,几乎每上一项大的农业建设工程,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经济发展靠积累,而要积累人民就得过紧日子。而人民的90%是农村人口,也就是说沉重的负担实质上是落在农民肩上。这种格局,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有较大的改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客观现实。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寻找到农民负担的最低平衡点,尽力将负担控制在农民承受力之内。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干部失控了,不少同志

标与干部升免挂钩,导致这些干部为了“政绩”、“达标”,强行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做法都是极不应该的。

二、政策规章不完善,宏观调控乏力,农民负担好比雪上加霜

国务院已有明文规定,农民各项负担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但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是很不完善的。据调查,某县某村,1995年富裕户人均收入8000元,贫困户300户,该村人均收入900元,按5%计算,人均负担45元,按这个数字,富裕户只须缴纳人均收入0.56%,少交355元,贫困户则要交人均收入15%,多交30元,这实际上是“劫贫济富”,不符合公平税赋,合理负担的原则,而且收入越低,负担越重。基于这种情况,应该考虑实行由村同农户签订负担合同。按农户上年实际收入5%计算方法,而不能以乡为单位计算,或者仍以乡为单位把握总额,农户上交时按经济类型、产业特点和实际收入状况,确定高低有别的负担额以纠正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以后带来的负担不均。

再说价格政策:旧经济体制形成的掣肘是个重要原因,农民有个说法: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像人的胡子,每天都在长(涨),农副产品价格却象人的眉毛,总是老样子。据某省农业厅介绍,光取消平价柴油一项就增加农民负担5个亿,取消平价化肥又增加7个亿,加上地膜和水电涨价因素,人均负担超过了上年人均税外负担的总和。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喊了多少年了,不但没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农民负担何以不反弹?!

此外,现行农村财税体制也有弊端。农民常常质问乡政府:交足了税,为何还要交乡统筹?!因为乡统筹费是取之于集体所有制农民,却用之于国家乡级财政支出,因此五项统筹均应列为国家财政开支。这实质是政府负担对农民的转移。这种现象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存在的。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却反而延续了其一平二调做法,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看来,现行农村财税体制是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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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外收费主观随意性实在太大,加之收取管理和使用往往处于失控状态,苦了农民、富了部门。因此,必须扶“税”抑“费”,可否考虑将部分收费改为税收形式。即“费”改“税”,“税费合一,据实计征”,农业税归财政,统筹提留归乡村,农民完成规定的实物上交指标后,不再承担其它负担,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提留统筹费一定几年不变,而且不得以资代劳,这样做,可望乱费状况有所收敛。

三、农民负担激化了矛盾,既有经济负荷太重的问题,也有心理承受力失衡的问题

农民负担并非现在就有,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广大农民吃糠盐菜支援红军打仗。毛泽东在《关心集资办电、修路、安装程控电话等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例农村电费:县到乡0.46元/度,乡到村0.88元/度,村到户1.20元/度,层层加码。领取一个结婚证竟从9元加码到50元～100元,还有各种未完成种植任务罚款,因完成乡财贸任务过半借款负息,排涝费利息等,摊派金额可观,农民苦不堪言。

面对上述这些,农民心理上还能保持平衡么?这样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负担难道还应该默默地承受下去么?党中央非常重视农民负担问题,1996年12月27日再次下达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已公开地交到了农民手中,我们的干部无论做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写道:“长冈乡青壮年男女百个人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老区农民就是这样和我们党,和我们的干部一道同心同德、浴血奋斗、其农民负担较之现在何止重十倍、百倍,可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水乳交融、手足相依,农民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建国后,我们在漫长的建立工业基础道路上,农民承担的负荷还少吗?但同样默默无闻地熬过来了。而当前,在农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的时候,农民负担问题却如此尖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看来,农民负担引发的矛盾,除了经济上不堪重负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理失衡了。革命老区的干部好作风,在我们的一些干部身上荡然无存,他们忘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来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农民疾苦,其表现是①好大喜功,贪图“政绩”。年初给基层下达不切实际的农民收入增长计划,多年来在数字上做手脚。有些地方为了多收提留、统筹款,处心积虑“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如把毛收入当纯收入,跨年度重复计算收入,结果人均纯收入“上了台阶”,干部提升了,农户却垮了;②工作粗鲁,横征暴敛。据某乡村民反映,清款兑现时,个别干部采取了非常过头的举动,他们一行十多人带着车子(三轮车)、袋子(麻袋)、绳子和铐子,采取掺谷,牵猪、赶牛、抓人等高压手段,使人见而生畏;③财务不清,吃喝惊人。农民上访告状必涉财务。村组财务管理普遍混乱,有时农民只知道交钱,不知道钱到哪儿去了。疑虑不满,加剧与干部之间的矛盾;④乱集乱摊,随意加码,已经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屡禁不止。如集资建派出所,乡镇法庭、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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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要问一声农民答应不答应,要尽快地转变我们的党风和干部工作作风,否则就会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四、解决农民负担反弹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村经济

农民负担总是反弹的原因很复杂,涉及到诸多方面,但不管怎样说,发展农村经济才是最根本的出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几乎不存在农民负担问题,只有致富才能减负。

首先要让农民从农业经营中得到实惠,并逐步引导农民适应市场,他一旦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便能够承担市场中各种风险,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投资主体。事实上国家不可能把一切都包下来,而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增强农民的承受力,而且只有农民共同富了,承担一定税负便不再困难,反过来农村经济一旦发展了,办事业问农民索要反而更少了,这样一来,就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

要发展农村经济,还必须裁减冗员,现在有的乡镇机关竟有一、二百人,而在编人员只有二三十个,由于部门强调上下对口、干部配套,导致村组两级干部也严重超编。这些编外人员费用全部由农民负担。江苏省某县农民出资负担的各类人员竟达15708人,每年负担0.56万多元,农民人均17元,是上年人均收入的5.25%,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沉重包袱。

要发展经济,国家必须增加投入,重点是对贫困地区大江大湖综合治理,建设好防洪排涝工程,帮助这些地区提高附加价值农产品的比重,现在世界各国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1%,而我国仅有0.17%至0.27%,由于投入不足,使农业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不少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只有将这些事情办好了,农民负担问题也就再也不会反弹了!

(作者单位:江西波阳县委党校

江西波阳县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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