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

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

作者：余鲲鹏 郭东强 来源：《软科学》2013年第08期

收稿日期：2012-0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TQ027）

作者简介：余鲲鹏（1978-），男，河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与物流信息化、知识创新与管理；郭东强（1957-），男，福建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与企业管理信息化。

摘要：以福建长乐纺织集群为例，分析了企业嵌入于当地业务网络及其吸收能力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同业生产者间的业务互动联系构成集群知识流动的主要渠道；业务网络形成基于信任和长期合作关系之上，并具有选择性；即使具备同质化的社会背景，但集群企业所处的本地网络位置和吸收能力对其创新活动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进而形成创新绩效的差异性。

关键词：低技术产业集群；网络；吸收能力；创新活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93-07 1 引言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知识创新和扩散的重要源头，备受产业及政府关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被视为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利器。集群中观层面研究主要从集群整体效率角度着手，或分析企业集聚的优势所在，解释集群中企业相对集群外部企业绩效更高的原因，或针对不同发展特征的集群进行比较，探究动态发展集群和停滞衰落集群的路径差异性。该层面研究关注于集聚的外部经济性和集体行动效率，实质上暗含集群企业同质化的既定假设：集群区域内企业具有相对同质化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特征属性，即大量中小企业拥有共同的被广为接受的行为代码或价值观念，并通过市场和非市场互动而密切联系。

近期研究开始反思集群企业同质化，将视角从中观转向微观层面，更深刻了解集群动态性。余福茂[1]认为，仅具备地理空间的接近并不能保证集群企业间学习的充分性，集群企业的知识分享态度、知识分享行为控制力、企业间竞合关系等因素对企业间学习和创新产出将产生影响。Boschma和Wal [2]指出，企业嵌入集群网络的程度差异、企业知识基础与吸收能力水平差异，均可能导致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性。但以上研究多针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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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低技术集群较少深入探讨。不发达区域的低技术集群的网络合作形式、知识分享传播方式、企业创新和学习的主要机制应具有哪些特点，企业网络嵌入性和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活动又有何影响，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该类型集群中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创新过程。

考虑到低技术产业的特点，本文对创新采用的定义更为宽泛，生产技术和流程的引进、产品设计的改进均纳入创新范畴，以反映我国中小企业主要进行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的现实；同时，调研发现，低技术集群企业主要经过业务网络进行互动，信息及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也嵌入于业务网络之中，而业务网络具有成员选择性，是构成创新绩效差异性的来源，故本文主要集中探讨集群企业业务网络对学习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影响。 2 案例分析：长乐纺织业集群 21 长乐纺织集群背景

长乐是“草根工业”起源地，民营企业活跃。长乐纺织产业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驱动下的结果。初创期，农民的商品意识和市场自发引导起主要作用，依靠“三闲”（闲人、闲资、闲房）和“三家”（家庭式作坊、家长式管理、家族式经营）发展，成为专业村镇，并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态势；在2002年大力实施民间资本“回归工程”带动下，资金优势转化为设备及生产率优势，规模效应凸显。

2005年长乐市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称号。2011年，长乐市纺织行业全年产值达730亿元，净增185亿元。化纤业完成252亿元，同比增长39%；棉纺业完成281亿元，同比增长36%；染整业完成38亿元，同比增长18%；经编业完成117亿元，同比增长498%；服装、羽绒服业完成12亿元，同比增长35%。

目前，长乐拥有各类纺织企业900余家，从业人员10万人以上，已经形成了集原材料供应商（化纤、纺纱）、纺机配套及服务供应商、成品生产商（针织、染整、服装）等相关企业为一体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据调查，生产企业从集群中即可获得机械设备租赁、设备维护、工艺研发及产品设计服务，并可方便获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劳动力。通过集中采购、协商定价、原材料本地消化等措施，集群内的企业生产成本比集群外降低5%～10%。 22 集群样本企业特征

以随机抽样法选定欲调研访问的长乐纺织业集群企业进行结构式访谈。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共访谈企业124家。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发展历史、企业主经历简介；企业的生产、销售及成本控制情况；企业的创新活动、网络关系和技术能力状况。样本企业的特征如表1所示。从从业人数看企业规模，589%的样本企业从业人数在20～299人之间，274%的样本企业高于300人，表明样本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与传统产业集群的特点相吻合；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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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上看，大部分企业年龄不高，10年及以下企业比例为693%，表明大部分企业比较年轻，这与长乐市2002年开始实施的民间资本“回归工程”引发的投资潮相吻合。

此外，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业集群一样，长乐纺织业集群的社会背景是同质化占主导。企业家主体源于长乐区域，约占样本总量的855%。长乐民间资本雄厚，包含海外、域外以及本土三大块。除了企业家地域同质性，还存在强大的家庭网络。第二代企业家已达113%，一半以上（532%）的企业家在集群中有亲属从事与纺织业相关的供应、生产及销售活动。此外，企业家几乎全部为男性（887%），接受教育程度不高，高中及以下占到815%，大学及以上仅占185%，这是由传统“草根工业”发展而来的低技术产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23 集群样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

受结构不平衡影响，长乐纺织产业集群企业间的竞争较为普遍。据调查，约742%（92家）样本企业表示集群内部竞争现象比较严重，集中表现在低成本生产、质量提升为导向的技术创新行为之中。871%的样本企业（108家）表示，近三年在业务上进行了重大的改善或进步，且677%的样本企业（84家）表示高度的本地化竞争是促进其进步的主要动力。调查（多项选择）显示，样本企业的具体技术创新形式包括产品质量改进、设计优化、设备更新、产品品种增加、工人技能提升等方面。726%（90）和677%（84）的样本企业选择质量提升和优化设计，508%（63）的样本企业选择设备更新，315%（39）的样本企业选择增加产品品种。 其中，产品质量提升可能是其他类型创新活动的结果，如改进原材料、优化产品设计、改善工艺流程、提高工人技能等。但长乐纺织业集群企业依然属于资源型的传统低附加值生产企业，原材料的品质优劣与否依然是影响产品质量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中间及服装成品企业的影响更为直接。通过访谈可知，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材料品质的提升。 产品设计也是企业竞争力分化的一个根源。虽然677%（84）的样本企业选择了优化设计，但在优化设计的频次（近3年）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约548%（46）的企业进行5次（及以下）优化设计，而393%（33）进行6～9次，60%（5）进行10次（及以上）优化设计。此外，针对新设计来源进行调查（多项选择）。主要来源包括复制进口产品

（571%）、职业设计师（298%）、复制国内及集群同业（190%），表明新设计引入主要依靠模仿，这也和中小企业缺乏专业设计部门的状况相符。

设备更新是企业实现产品升级的又一重要创新活动。设备更新包括购买和租赁两种形式，原来企业更多向集群内专业的纺机配套及服务供应商进行租赁，近年，企业具备了较强的资金实力，在内外部竞争压力下设备投资增长更为迅速。根据调查，样本企业近3年设备购买占到设备更新的比例达到50%以上。目前，长乐棉纺产业自动络筒机数量在国内增长最快，80%的棉纺企业设备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经编行业、化纤行业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德国卡尔迈耶高速经编机、巴马格纺丝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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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创新活动划分为产品创新（设计优化、增加产品品种）、流程创新（产品质量提升、设备更新）和组织创新（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技能）三类，涉及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企业分布情况如表2。

24 集群的知识网络和联系

不同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低技术集群企业规模普遍不大，尚未设立R&D中心，且集群区域内也尚未建立共享的知识创新平台及专业培训机构，与集群外部的知识互动交流联系较少。当地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作为主要业务拓展领域，包括组织当地企业参加各种展销会、集体采购设备和原材料、强化行业自律、争取政策支持等方面。

由于历史条件下的共同发展，以及后期行业协会的积极推动，集群内企业间业务联系较为紧密。业务网络不仅承载着集群中企业间的商品交易关系，而且也是市场信息、技术知识流动的主要渠道。如前所述，约690%的样本企业的市场知识主要来源于下游客户，通过信息和经验交流，构成新设计的重要来源，此外合作创新形式可能还包括设计共享、工人培训、机械设备和产品订单共享等方面。表3显示了样本企业集群内业务关系数量、时间长度及其他特征。从伙伴数量来看，绝大多数企业拥有4家以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从关系时间长度来看，大部分合作关系已持续5年以上；从关系的起源来看，绝大多数合作关系是建立在长期业务往来基础之上；从伙伴区位来看，合作关系集中于集群内部。 31 模型构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集群企业异质性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吸收能力的差异为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吸收能力对企业获取、利用外部知识，以及创造新知识非常重要，受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基础的影响[2]，技术知识在集群企业间并非平等共享，同时很大一部分隐性知识积聚于企业组织结构之中，附着于人力资本之上，难以模仿和转移[3]，造成了企业吸收能力的差异性。其次，嵌入于集群业务或知识网络程度的差异性是企业异质性的又一来源。技术创新文献特别关注于集群与外部的知识连接，尤其是技术守门人的作用[4]。技术看门人可以充当桥梁作用，使得集群与外界相连，如吴先华等[5]认为集群中以领先企业为代表的技术守门人，对集群知识的获取、创造和扩散的作用最大，其他角色在认知上相对封闭。在低技术集群案例中，明确的知识网络和集群外部联系并非重点，因为企业少有集群外部互动，主要经由集群企业间的业务互动获得非正式的市场信息和技术知识，故企业业务网络嵌入性的差异也将是其创新绩效差异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回归方程式（1）： 其中INN为创新活动，N为网络嵌入性，C为吸收能力，X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家属性等影响因素。 32 变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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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低技术集群下中小企业聚集的特点，必须结合实际，对集群企业创新活动、网络、吸收能力等变量进行重新界定并选择恰当的测量工具。 （1）创新活动

企业层面创新来源主要包括模仿、获取（许可、收购或兼并）和内部自主创新等方式。而本集群中，中小企业的创新仍主要停留在模仿阶段，因而创新活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产品质量提升、设计优化、设备更新、增加产品品种、工人技能提高、管理技能改善等方面。如表2所示，绝大多数企业表示近3年内在业务上做出了重大改进或改变。根据调查结果，将创新活动划分为产品创新（设计优化、增加产品品种）、流程创新（产品质量提升、设备更新）和组织创新（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技能）三类。通过企业近3年所涉及的创新活动类型来衡量企业创新活动力度，赋值为0，1，2（因为涉及1项创新内容的企业只有两家，不足以作为一项分类，故该分类舍弃，0为没有创新，1为两类创新，2为三类创新）。

此外，为进一步了解产品和流程创新类型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将产品和流程创新变量视为哑元，前者表明企业是否增加了产品品种或设计优化，后者表明企业是否进行产品质量提升或设备更新。 （2）业务网络嵌入性

在此集群中企业的业务、生产和知识交互系统是密切重合的，而明确的知识网络和集群外部联系并非重点，故以集群内上下游及同业者的业务合作网络来审视网络嵌入性。如前所述，集群中企业互动形式主要为信息和经验交流，这也是中小企业集群学习和创新的主要机制。因此，首先以集群内企业信息和经验交流的伙伴数量num_part衡量网络嵌入性。一般认为，企业伙伴数量越多，可易于拓宽知识基础，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动。

其次，紧密网络的一个特点是强烈的高互信或社会规范遵守水平。组织间的高信任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风险，促进密集的信息交流。当市场机制薄弱或缺乏时，信任和人际关系往往在集群信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Rousseau等[6]提出了基于威慑、计算或理性、关系信任3种形式。本文主要关注于关系信任，此类信任由重复性互动和情感依附而产生，通常建立在长期关系和基于亲缘联系纽带之上。因此，引入两个网络相关变量：与业务合作伙伴的合作持续时间leng_coop、亲缘关系哑变量relt。前者主要反映长期关系发展的信任，通过其集群内主要合作关系的平均时间长度衡量。后者为哑变量，反映基于家庭纽带上的依附性信任，若企业家在集群中与其亲属开办的企业有合作则为1，否则为0。 （3）吸收能力

隐性知识常嵌入于生产设备及个人技能之中，对知识创新更为重要。内部R&D活动和高学历人员往往认为是吸收外部知识的最佳途径，常用来衡量吸收能力高低[7]。然而在中小企业集中的低技术产业集群企业中，独立研发部门尚未构建，高学历技术人员或工程师数量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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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产知识往往是通过在职培训和实践经验获得，因此可采用工人在该企业内的平均从业时间（月）month_wrk来衡量工人技能，一般而言，工人从业时间越久，获得的生产技能水平越高。

中小企业的决策权往往集中于所有者手中，创新也通常是企业家意识驱动下的结果，故企业家人力资本可作为吸收能力的一项有力指标。本文以企业家教育程度edu_ent来衡量企业家能力，若完成大学及以上教育为1，否则为0。根据调研结果，大部分企业家教育程度低，且少有参加过技术培训。在企业家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家的从业经历时间对企业吸收能力获得就十分重要。实证研究指出了创新产出和企业年龄间的关系，但结论并不一致。本文引入企业年龄firm_age来衡量企业家的从业经历时间。 （4）控制变量

考虑以下控制变量：①企业规模。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能有效捕捉可用资源，创新活动越为密集。可通过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规模catg_emp，分为三个类别（1～50人，51～299人及300人以上）。②企业家地域geog_ent。此为哑元，若为长乐本地人则为1。表4汇总整理了变量定义和测量方式。 4 实证分析过程 41 回归估计结果

基于表4，对（1）整理后得出式（2）。INN为序列类别变量，取值范围从0～2（0=无创新，1=2个创新，2=3个创新）。INV*i是由式（2）定义的潜变量： （2）

创新和网络方程由最大似然（ML）一并估计是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种方法。如果模型界定正确，ML估计是最有效的。假设一个递归结构，即只存在从网络到创新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从创新到网络的回路。式（2）表达转换为式（3）： （3）

其中，M表示创新方程式中不包括网络N的自变量Z的一个子集，W表示网络简化形式方程中的外生变量集合。

表5给出了Ordered Probit估计后的创新绩效估计方程结果。第（Ⅰ）列为根据式（2）进行的基准估计结果。第（Ⅱ）列为通过基于式（3）采用递归式结构的联立方程估计的方式控制内生性结果。所有这些模型似乎给出了类似的结果，num_part、leng_coop和edu_ent均对创新活动有显著正向作用，而firm_age却呈现显著负向作用；geog_ent仅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模型式（1）中显著；month_wrk（+）和relt（-）各模型估计结果相似，但均不显著。下一步，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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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讨论第（Ⅱ）列所示的首选模型的估计结果，该模型通过与网络的联合估计控制内生性。基于控制内生性模型式（2）的估计之上，每一个解释变量对每类创新绩效的边际效应见表5的后3列。Ordered 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显示了连续变量持续变化或哑元从0～1变化时，对可观察的特定分类结果的可能性影响。

首先，主要解释变量，即通过与企业信息和经验交流企业数量衡量的num_part，对创新活动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表明与更多的合作伙伴进行信息和经验交流的企业，能引发更多的创新活动。根据边际效应估计，与企业信息和经验交流互动的合作伙伴数量增加一倍，其他变量不变，则成为高创新类别的可能性提高39%，而成为中间创新类别和无创新类别的概率分别降低121%和27%。

网络相关研究已关注冗余网络阻碍创新的作用，因此，创新绩效和网络间可能非线性，呈现倒U形关系。鉴于此，引入网络嵌入性变量的二次项进入该模型。如表6第（3）列估计结果所示，一次项网络变量继续产生显著正向作用，但二次项负向无统计显著性，表明创新和网络嵌入性间的曲线线性关系并未成立，原因可能在于本文中的网络嵌入性测量更为精细，不仅包含业务网络规模，而且更具体地包含了与其信息和经验交流的伙伴数量。

关系长度leng_coop系数是正向显著，表明通过长期合作构造的伙伴信任，有利于创新活动涌现。若合作伙伴关系持久时间增长1倍，其他变量不变，则成为高创新类别的可能性提高11%，而成为中间创新和无创新类别的概率分别降低33%和76%。相比之下，反映家庭网络和依附性信任的亲属数量relt统计不显著，亲属 网络可能携带信息较少，甚至是多余的，这在调研中所

其次，反映吸收能力的变量中唯有企业家教育变量edu_ent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主完成大学或以上学历，而其他变量不变，则成为高创新类别的可能性提高16%，而成为中间创新和无创新类别的概率分别降低51%和115%。此外，员工从业时间month_wrk在所有模型中均未产生预期的显著正向作用，可能原因是此变量未能充分反映员工技能。 最后，在所有模型中，企业年龄firm_age显著负向作用。边际效应结果显示，企业年龄增加一倍，其他变量不变，成为高创新类别的可能性降低12%，这与预期相反，可能原因为中小企业往往在其早期创新力更高，而生命周期中后期创新力下降。 42 鲁棒检验（Robustness checks）

首先，对创新活动进行不同分类，将企业区分为创新者（参与一类及多类创新活动）和非创新者、高创新者（参与三类创新活动）和非高创新者。两个方程分别采用ordered probit进行估计，且与网络方程进行联立估计，结果如表6中列（2）、列（3）所示。两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相似，其中，合作伙伴的数量和关系长度呈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家教育程度呈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年龄呈显著负向影响。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创新者与非创新者的区分模型中，员工从业时间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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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创新划分为产品创新、流程创新两类，采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审视变量的因果关系和显著性水平时，与主模型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但网络变量num_part在流程创新方程中正向显著，而在产品创新中变弱；关系长度leng_coop和企业家教育程度edu_ent在产品和流程创新中均显著正相关。不同于主模型，工人从业时间month_wrk对产品和流程创新呈显著正向作用，而企业年龄firm_age的负向效应变弱。

总体而言，备选估计模型验证了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特别是网络嵌入性和吸收能力的正向作用，以及企业年龄的负向作用。 5 结论

目前关于集群优势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中观视角，将集群企业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强调企业从知识溢出和集体行动中获益。本研究聚焦于集群企业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过程，通过对长乐纺织产业集群企业的实地调研，把握了低技术产业集群中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特点，特别审视了企业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和渠道，实证分析了企业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差异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有益结论。 注：* * *p

其次，集群企业吸收能力，尤其是企业主教育程度所反映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创新活动力度。吸收能力对创新活动的正向作用关系表明，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家的个人作用十分突出，个体素质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发现机遇、系统化地组织和管理创新。同样，集群政策不能单纯地将企业聚集于同一地理区域，更应该注重公共知识创新平台建设，尤其要强化优秀企业家培养培训工作[8]。

与长乐纺织产业集群相似，在我国诸多低技术产业中还存在着很多由大量中小企业集聚而成的集群，外向性、开放性较差。此类集群的现有网络主要是内部的本地业务互动连接，外部连接互动较为缺乏，知识传递也依附于业务联系之中。因此，此类集群的升级，必须考虑到集群的特点，充分利用其业务网络，增加依附的知识传播、学习密度，强化企业的人力资本，才能为不断的知识更新、创造奠定基础，进而推动整个集群的升级。 参考文献：

[1]余福茂 集群企业知识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9， 29（10）： 1535-1542.

[2]Boschma R A，Wal T L J Knowledge Networks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an Industrial District： The Case of a Footwear District in the South of Italy [J] Industry & Innovation， 2007， 14（2）： 17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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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著，胡世凯译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 商务印书馆， 1997.

[4]刘凤朝，马荣康 组织创新网络中的中间人角色及其影响因素——以中国制药技术领域为例[J] 科学学研究， 2011， 31（8）： 1240-1250.

[5]吴先华等 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内生型产业集群创新的实证——以苏州市乌鹊桥电脑产业集群为例[J]科学学研究， 2010， 30（6）： 941-951.

[6]Rousseau D， et al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 Discipline View of Trus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3）： 393-404.

[7]Oerlemans L A G，Meeus M T H Do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Proximity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89-104.

[8]Giuliani E，Bell M The Micro-Determinants of Meso-Leve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Chilean Wine Cluster [J] Research Policy， 2005， 34（1）： 47-68. [9][美] 弗里德曼统计模型：理论和实践[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王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