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四个梦境的分析

梦中的四个“我”——多重人格的激烈冲突

摘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心理分析大师。他善于通过描写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来表现人物的挣扎和痛苦。本文认为，在《罪与罚》一书的第一个梦境——杀马之梦里出现的四个主要角色：米科尔卡、驽马、孩子（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父亲，分别代表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分裂出的四重人格。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这个梦境来暗示拉斯科尔尼科夫内心的矛盾，从而揭示主人公内心深处激烈的思想斗争。

关键词： 《罪与罚》、梦境、拉斯科尔尼科夫；

前言：

梦是文学创作中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不论是在东方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有关于梦境的描写都是层出不穷的。在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红楼梦》一书中，大大小小的梦境描写多达三十多处，而且每一处梦境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在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更是用奇特的梦境、幻觉与感应，为小说《简·爱》增添了吸引人的魅力。还有莎士比亚的剧作《仲夏夜之梦》《哈姆莱特》，拜伦的长诗《唐·璜》，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中，都描写了绚丽多彩的梦境，这些梦境驰骋想象，构思奇特，充满哲理。不过，这些作品中的梦境描写多数都不尽真实详细，或是真实详细但缺少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即不能通过梦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情绪和心理，梦境一般是作为作品情节的预示而设置的，并带有一定的非自然因素和神秘主义倾向。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部小说中，梦境要显得真实得多。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梦）是人真实愿望的反映”，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境可以说是主人公经历过的事件在脑中扭曲的、抽象的反映。尤其是主人公的第一个梦境，除了真实的环境描写外，还夹杂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同时运用了复杂象征的手法，这一切使得历来在文学作品中充当情节预示作用的梦境蕴含了极其复杂的含义。

一、驽马——“庸人的我”

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梦见在一个假日的傍晚，年幼的他和父亲去教堂参拜。在他们经过一家酒馆时，二人亲眼目睹了一匹年迈的老马被毒打至死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老马”这一形象并不是作者在主人公的梦里平白捏造的，是有着它独特的象征意义的，是作者辅助阐释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理发展变化的工具。有一些学者认为，“老马”这一形象是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化身。首先，从外表上来说，老马又矮又瘦、黄毛黑鬃，“与以往的漂亮的高头大马不同”。这样病弱不堪的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中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外貌（具体参见《罪与罚》第一部）。从后文的情节发展来看，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被杀的方式与梦中老马被杀害的方式一致。因此可以推断出，如果把拉斯科尔

尼科夫梦境中的形象与他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对位，那么，就可得出“老马=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这一结论。这一点看起来是简单的毋庸置疑的，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原文，就会发现文中的描述与这一观点有矛盾之处。

《罪与罚》的第一部中这样描写伊凡诺夫娜的外貌：她“又矮又瘦”，有一双“目光锐利、神情凶狠的小眼睛”，“鼻子又尖又小”“眼睛里闪烁着不信任”。[1]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这是阴险奸诈之人的典型相貌，就像京剧脸谱中白色代表奸诈的性格一样。而老马的外貌则是“又矮又瘦”、“黄毛黑鬃”、“几乎迈不开步”、“眼神黯淡无光”，[2]一眼望上去已经是衰弱至极。老马的外貌形象与伊凡诺夫娜实在是不相符。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里，老马是无罪的个体。它年老体弱，拉着一辆超载的马车，任人鞭打，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更猛烈的报复，最后在拼劲全力的情况下还是被主人虐打致死。它的死亡没有缘由，也不是因为它的罪过，而且梦中七岁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断地质问着父亲杀死老马的理由，并流泪亲吻着死去的老马的面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老马是怀着无限的同情之心的。相反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却是一个引起拉斯科尔尼科夫绝对的厌恶的人物。她唯利是图，尖酸狠毒。拉斯科尔尼科夫曾经听到过学生和军人评价她是“无足轻重的”、“吸人血”的“虱子”，谁如果杀死她并用她的金钱去救济更有生存价值的人们，谁就会成为“人类的恩人”，做人类“为所欲为的统治者”。拉斯科尔尼科夫是赞同这一观点的。这样把二者相互比较，老马的形象与伊凡诺夫娜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设定的这一个梦境中，老马的形象究竟象征了什么呢？

要探究主人公梦中的形象，就要从主人公本人入手。《罪与罚》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艺术的二元论者”（格罗斯曼）。他笔下的人物多展现出一种内心的冲突矛盾到达白热化状态的性格。从1846年发表的《双重人格》中的戈里亚德金开始，无论是《白痴》中的伊波利特，还是《群魔》中的斯塔夫洛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凡·卡拉马佐夫，都有着这种矛盾着的双重性格。《罪与罚》是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双重人格》发表之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是陀氏创作的一系列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一个典型。“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名字在俄语里本身就是“分裂”意思。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想法。他的前一秒钟的思想就是后一秒被拷问的对象，这使得他分裂出了“多重人格”，在梦中，作者有可能故意安排他的多重人格以独立的形态一齐呈现出来，更鲜明地展现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思想的对抗。至此，一个大胆的设想便可以提出：这个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梦境中出现的“老马”，会不会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另一重人格的外化呢？

这种想法并不是单纯的“天马行空”的设想，它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可以在原文中找到一些依据。作品中第一次描写拉斯科尔尼科夫时，提到他的外貌是“绰腴适中”、“体格匀称”——一个本应拥有一副标准的英俊外表的有才华的少年，却因“被贫穷给压垮了”而“患了多疑症”，经常“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现实强加给他的生活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精神。他多疑、怕人、自言自语等一系列特点使我们确信，作者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位在生活的重压下，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的人物。经济的上拮据，精神上的压力，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推断他在做这个梦的时候身体状况相当糟糕。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十分关注的。为了顺利实施他的“计划”，他总是十分在意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病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自己的

形象并不是一匹高头大马，瘦弱的母马的形象可能是更符合他对自己的认知。在整个梦中，最顺从的形象莫过于这匹母马，在生活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是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苦难，并在这种苦难中慢慢地学会了平静和冷漠。他的心境从“每次经过房东的门前都会有某种痛苦和胆怯的感觉”逐渐过渡到“从某一时刻起……他根本不怕房东，无论房东怎么收拾他，他都不在乎。”他“像猫似的从楼梯上悄悄下去，不让任何人看见”，这种消极的对待逆境的态度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经常见到，即使是在街上被马夫抽了一鞭子，他也没有什么抱怨和不满，连言语上的发泄都不存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性格不像索尼娅和利扎韦塔那般负于牺牲，他的逆来顺受来自于他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他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就像驽马在反抗无效的前提下不得不继续拉一辆它根本不可能拉动的大车。

二、米科尔卡——“超人的我”

除了有着老马一般的忍耐和默然，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有着“超人”思想的进步青年。他仔细观察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且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思索。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可以在他发表在刊物上的《犯罪论》一文的观点中看出），他把这种思想进而总结为“人按照天性的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种则是这样一种人，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就必须听命于人……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破坏……或者是有想破坏的冲动……他们绝大多数希望着美好的未来，并因此来破坏现状……为着这可能实现的希望，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3]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第一类人永远是现代的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第二类人的作用是推动着世界的向前，引导他走向目标。在他的眼中，“超人”生来就是“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必须要打破常规，反对现存制度，背离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必要时还要犯罪、使用暴力手段，使得世界走向合理的方向。这样的人受到同时代的非议，却能赢得后世的赞誉。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直在幻想自己正是这种“超人”。正是这种“超人”思想，使得他在酒馆听到一位根本不认识的学生和青年军官的戏言后，就把自己刚刚在头脑中形成的幻想当做是冥冥之中上天指引给他的使命。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并不是单纯的自我膨胀，他的出发点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的理论中，“超人”践踏他人权利的动机是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后世给予超人的荣誉也是要依据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而定。因此，我们可以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的人格定义为“破坏者”和“拯救者”。

这种人格在梦中是以赶车人米科尔卡的形象出现的。首先，米科尔卡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中是一个热心的人，他可以把自己的枣红马借给马特维，自己用一匹又瘦又小的农家驽马拉着简陋的运货用的板车；运送那些喝的醉醺醺的形形色色的人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却非常热切地渴望能为大众服务，送大家回家。在米科尔卡开始动手打老马之前，仅“上车！”这个词他就几经喊了七次。米科尔卡对驽马的憎恶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他在殴打驽马过程中怒吼着解释了他憎恶的来源。“这匹母马，兄弟们，尽让我糟心，把它打死才好哩，白吃粮食！”这是米科尔卡对驽马的评价。在女仆娜斯塔西亚眼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是白吃粮食的人。“尽躺着，像一条面袋，看不出有什么本事”，她责问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什么什么也不干。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自己的质问呢？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母亲和妹妹的最爱，没有经济来源，靠母亲和妹妹杜妮娅的接济度日。

由于他的缘故，杜妮娅不得不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担任家庭教师，并因此受到了侮辱。当他在母亲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对颓废无能的自己深恶痛绝，他认定杜妮娅为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幸福，痛苦的脸都“整个被痉挛扭曲了”。安德烈·纪德曾说：“我们从许多俄罗斯作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这种信仰——俄罗斯人天生就背负着一种使命。这种信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表现为一种积极而痛苦的信念。”[4]梦中米科尔卡对病弱的、无用的驽马的痛恨，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无力拯救他人的自己的痛恨，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现实的差距之后必然产生的痛苦。

在这个梦境中，作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超人”的人格代言人的米科尔卡除了一直要求在酒馆前的众人上车以外，还一直在重复另一句话，那就是“这是我的马！”。在米科尔卡杀死驽马之前就高喊这句话。驽马被杀死以后还在强调这一点，这样反复强调马的归属，仿佛就是就在高喊“马是我”了。一边叫嚣着“马就是我”，一边杀死驽马，这是对懦弱的“庸人的自我”的宣战。象征着“庸人我”的驽马被象征“超人我”的米科尔卡杀死，是暗示着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中，“庸人”的人格和“超人”的人格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在这次斗争中，“超人”战胜了“庸人”，成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导人格，在潜意识中，他已经决定遵从“超人人格”的支配，实施策划已久的计划。真正的谋杀发生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都忍不住惊呼：“我杀的是她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

三、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宗教的我”

《罪与罚》的整个故事都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中展开的。圣彼得堡的住处、干草广场、伊凡诺夫娜的住所、警察局、马美拉多夫的家、审判所和额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全部被昏黄的色彩笼罩着。这种暗黄在俄国的传统观念中是给人压抑的颜色。主人公的梦境也同样压抑。梦中得天空是“异常灰暗”的，非常闷热，树林黑黝黝的，没有别的色彩。热闹的地方只有酒店，但是酒店里的人让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不快，甚至是恐惧。人们又叫又笑，相互对骂，推推搡搡，小路上扬起黑黄的尘土。在这段描写中，历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众生的庇佑之地的教堂，也只展示出了它附属的墓地，给人无尽的压抑感，甚至无法再文字中喘息。在这样可怖的梦境中，儿时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宛如是天使一般的存在，是这个冷漠的梦境中唯一的一丝温馨。他以一个怜悯者和责问者的身份出现，是遵循着东正教博爱精神的拉斯科尔尼科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东正教的态度在他经历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年轻时积极投身革命，坚定地认为在不公正的社会中，用暴力反抗暴力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他“曾穿着白衬衫，戴着死刑犯的尖形帽，站在凛冽的谢苗诺夫校场上，听取判决……站在断头台上仍自认为无罪，无可忏悔。”[5]但是为期十年的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1849-1859）使得东正教所提倡的“受难”和“爱人”的思想逐渐成为他思考和创作的主导思想。他在1854年致冯维辛娜的信中这样表述他 以基督为准则的生命价值观：“如果有一天，有人成功地向我证明，基督精神远离了真理，或者说，真理确实远离基督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基督而不选择真理。”[6]《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作者思想

转变时期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对底层人民苦难的同情和怜悯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可忽略的成分。别林斯基评价陀氏早期作品《穷人》时说道：

“这是一位有才华的作者，坚定的革命者……他同情怜悯着那些蛰居在最底层的兄弟。”[7]若干年以后，他依然“同情怜悯那些蛰居在底层的兄弟”，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不仅是对被欺凌者的同情，还有对底层人民隐忍、宽恕、自省这一品格热切的赞美。这一转变与书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转变是相似的。作者付与主人公自己的思想历程，以此来表达作者在探索“如何救赎困苦的俄国民众”这一问题时寻找到的新的答案——基督精神。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灵魂深处一直恪守着东正教的准则。无条件地救助索尼娅一家和流落街头的少女是贯彻了东正教的博爱；时时刻刻思量着杀死伊凡诺夫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是遵循着教义而进行的自省和忏悔。即使他在“超人的我”的驱使下，对试图进行杀戮这一事件有着强烈的欲望，“恪守宗教的我”还是以教义对“超人的我”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斥责。在梦中“孩子”曾努力阻止米科尔卡——“超人的我”的暴行。“孩子”的行为并不带有任何功利性质，也并不是因为他意识到“求助老马“是自己的责任。他所作所为的唯一动机就是单纯的怜悯。他的一句“可怜的老马！”就揭示出了“孩子”对他人的爱与怜悯。“孩子”的怜悯之心由爱而生，“而爱一切的人”又是东正教所要求的爱的最高表现形式，梦里出现的“孩子”无疑代表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东正教的人格。

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宗教的人格不仅阻止他行凶的步伐，还迫使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和行为进行自省。“孩子”不停地询问父亲米科尔卡他们杀死老驽马的理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潜意识里对自己试图犯罪这种想法的斥责。孩子“吻着死去的马的嘴唇……然后突然跳起来，伸出两只小拳头，发疯似的朝米科尔卡扑过去。”当“超人的我”的思想行为超出了“笃信宗教的我”可容忍的范畴，“笃信宗教的我”就会疯狂地发起责难。犯罪前，“笃信宗教的我”使他斥责自己的思想——“啊！上帝呀！这一切是多么丑恶啊……我居然一个月都在想这样的事！主要是肮脏！卑劣！可恶！”，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犹疑不决绝大部分也是来源于此；犯罪之后，又是“笃信宗教的我”通过认罪和忏悔使拉斯科尔尼科夫获得了彻底的救赎。在第一场梦所反映出的心理的较量中，主人公所拥有的宗教的精神没能成功地他的“超人”思想产生的杀戮情绪，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超人”思想带来的是痛苦与恐惧，信仰上帝和忏悔罪过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托斯妥耶夫斯基用“笃信宗教的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结局说明，宗教情感对俄罗斯人灵魂的救赎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里面有着无神论永远也说不对头的东西！”[8]

四、父亲的形象——“理性的我”

在这个梦境中，米科尔卡（“超人”的我）与乘车的众人陷入了疯狂与混乱之中，“孩子”（笃信宗教的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唯一保持理智的是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父亲。“父亲”清楚地意识到米科尔卡行为的疯狂，他用“疯子”和“畜生”准确评价这一暴行，同时又冷静地判断这次“杀马事件”他与孩子没有必要牵扯其中，从而制止孩子的行为。父亲对孩子说：“这不管我们的事儿。”其实是要“笃信宗教的我”不要单纯地凭借宗教情对他人滥施善行，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适当地感漠视他人的苦难，我们可以称父亲这一形象代表的人格为“理性的我”。“理性的我”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日常生活中经常是作为“笃信宗教的我”的劝诫者和讽刺者出现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出于同情把铜

币留在刚刚相识的马美拉多夫家中，“理性的我”马上告知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样做很荒唐；他用自己仅剩的二十戈比帮助一位受到欺凌的女子，随后又嘲讽警察和自己的多管闲事，这种突如其来的行为上的变化也是受“理性的我”的影响。

“理性的我”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众多人格里最弱的一个，因此父亲在第一个梦境中所拥有的戏份并不多。之所以说父亲所代表的人格是最弱势的人格，是因为这一人格从未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理性的我”甚至不被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认可。“理性的我”可以让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悔自己的善行，却无法阻止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再的行善，他只能使拉斯科尔尼科夫事后滋生自责的情绪。“理性的我”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只是出现一瞬，之后很快就会被其他人格替代。“理性的我”是绝对不与“超人的我”和“笃信宗教的我”相容的人格。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超人的我”一系列行为的动机（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索尼娅坦白时说：“我之所以杀她是因为想成为拿破仑！”），东正教所倡导的“博爱”和“忏悔”是“笃信宗教的我”一系列行为的出发点，而“理性的我”则要求抛弃对他人的责任和怜悯。父亲用“不管我们的事”为借口试图阻止孩子卷入是非之中，可无法让孩子——“笃信宗教的我”获得精神上的平静。他的消极逃避的态度也无法解决“超人的我”的苦恼。父亲对缓解米科尔卡和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痛苦毫无帮助，也与他们的想法相悖的。因此，这种人格总是被另外两人格抵制。这种人格只是在《罪与罚》的第一部里有着明显的体现，之后这种人格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就逐渐消亡了。

父亲所代表的“理性的我”是冷漠的，在面对他人的苦难时，“理性的我”表现出的是麻木的一面。如果在谈论《罪与罚》这本著作时说起对他人苦难的冷漠，那应该能想到一个名叫彼得·彼得洛维奇·卢仁。这位卢仁先生在整部书里是自私自利的化身，他打着科学的旗号（主要是英国传统经济学）粉饰自己的自私心理，他以“新思想的传播者”自居，并以此获取自我满足。他竭力否认俄国传统思想所提倡的博爱，提出应“割断同传统道德的联系”，确立“只有爱自己，社会才能发展”的思想。卢仁的这种思想也是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思想”和“宗教思想”格格不入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拉祖米兴都鄙视卢仁的这种思想。父亲的冷漠与卢仁的冷漠不同，父亲的冷漠更像是出于一种无奈。父亲在梦中同样指责米科尔卡等人的暴行，他制止孩子并不是因为他内心冷漠，而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拉斯科尔尼科夫因贫穷而退学，他身处陋室，没有自己的收入，只靠自己母亲和妹妹的接济度日。他十分清楚母亲和妹妹的处境，每一次对别人的施舍都会加重亲人的负担。对待他人的仁慈最终会转化成对待亲人的残忍。由此可见，“理性的我”所拥有的冷漠只不过是一层伪装，揭开这层外衣我们就可以直视拉斯科尔尼科夫对亲人的爱。建立在爱上的冷漠远远要比建立在自私上的冷漠脆弱得多，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心中爱的外延逐渐扩大，冷漠便开始逐步瓦解，多这一点也决定了“理性的我”消亡的命运。

结语：

拉斯科尔尼科夫分裂出的这四重性格都有着相互矛盾的因素：“超人的我”与“庸人的我”是相矛盾的，二者相悖不可共存；“笃信宗教的我”与“漠视他人的我”是相矛盾的，爱他人就不可漠视他人，漠视他人势必违反爱他人的原则；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决定听从“笃信宗教的我”，那么“超人的我”要进行的谋杀行则不能被允许；如果贯彻“漠视他人”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因为拯救他

人而谋杀。总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让自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不断地拷问自己，却使自己的思维陷入了僵局。通过这个梦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主人公的痛苦和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个梦境，不但充分展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痛苦，也体现了人在彷徨时拷问自己灵魂的痛苦。令人惊奇的是，多年以后，在尼采的家乡，这个梦境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重现了：伟大的哲人尼采也抱起一匹被鞭笞的老马失声痛哭。尼采是不幸的，他没有遇见一个能使他的灵魂摆脱痛苦的索尼娅。这使得这位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上的兄弟拥有一个悲剧的人生。也许，陀氏当年创作这个梦境并非偶然，他也在许是借这个梦境来预言思考人类苦难的思想家们所必须经历的苦难。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观海、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同上。此后文中引用《罪与罚》原文处不做特别标注。 [3]《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选自《安德烈·纪德全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谈话》，法兰西杂志出版社1936年出版，于中先译；

[5]维·什克洛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1971年张耳译。 [6]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7]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8]引自《白痴》一书中梅什金公爵与罗果静的对话，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参考文献：

[1]《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朱观海、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北京第1版；

[2]《托搜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德】赫尔曼·海塞等著，斯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王志耕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美】妮娜·珀利堪·斯特劳斯著，宋庆文、温哲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5]《变态心理学》，钱铭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6]《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罗格斯曼著，吾健夫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7]《罪与罚》的宗教内涵与人道主义，姜丽娟著，【J】学术交流，2005，21（6），176·178； [8]《权力意志》，尼采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7年版； [9]《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悲剧心理学》，韦晓坚、胡开祥、孙启君著，海口三环出版社，1989年版。

致 谢

各位老师好！

经过了近三个月的“奋斗”，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可以和各位老师见面了。在此，我要先向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致谢，感谢他们在我的大学学习期间和毕业论文修改期间对我的帮助。三年来，我从他们那里收获颇多却无以为报，我只能用一句最真诚的“谢谢！”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邢军老师，她为我这一篇论文付出的辛苦甚至远远超过了我本人。从最一开始的构思，一直到最终的定稿，我都是在她的细心指导下一步步完成的。在连我自己都对这篇论文心灰意冷的时候，是邢老师的鼓励支持和耐心指导使我能安下心来，继续论文的修改。邢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我的指导，谢谢您！

最后，还要感谢辽师文学院所有的老师和辅导员们，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照！谢谢你们！

2011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