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爱玲的童年生活
1920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富贵景象。但在这宁静的繁华中其实蕴藏着深深的危机，时代的大变革将在其中发生裂变，这一隅的宁静渐渐地只是表面的装饰了。1920年的初秋微雨初凉，张爱玲降生了，父母为她取了个小名，叫小煐。她的生活也许就像这天气一样，一开始就带着降色的沉哀。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像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等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张廷重生于1896年，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他成了一个出身豪门贵族、身带“皇”气的遗少。他拼命玩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在醇酒妇人中碌碌一生。他身上的恶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等等，不一而足。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虽也缠过脚，但籍着开化的思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黄素琼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偕同出国了。她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那时，张爱玲4岁，她将从此失去母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注定是苍凉、冷漠的。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
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流言 童言无忌》）
张廷重在妻子出走后的生活过得很潦倒。1927年，他在津浦铁路局的小官差也丢了，这使他觉得颜面扫尽，深受刺激。于是他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承诺戒鸦片，不纳小妾，请她回来。为了挽救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有所安排，于是她回来了。
但黄逸梵这次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两人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差距，他们间互相妥协而达成的和解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果然没多久，他们之间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次黄逸梵的态度尤其坚决，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于是他们协议离婚，他们彻底分开了，所保留的唯一的联系是母亲可以干涉张爱玲的教育问题。
于是，母亲送张爱玲到黄氏小学去住读，“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是入学报名时取的。但母亲决不会想到十余年后这个普通的名字红遍上海滩，“张爱玲”三个字永驻文学史上。
不久，黄逸梵又要去法国留学，临行前她专门到黄氏小学去看女儿。张爱玲的感觉似乎麻木
了，恩怨不断，悲喜频交，她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张爱玲远远看着红铁门徐徐关闭，泪如雨下。她的痛哭，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十岁的自己。
张爱玲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她喜欢母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的母亲。而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地承袭下来的母亲的影子。张爱玲当时也许没有从父母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感觉到剧烈的痛苦，但她的性格、处世的观念和态度等等却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形成了。 二 张爱玲的少年生活
1934年，在张爱玲的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再婚，二是上中学了。这时的张爱玲已初通人事，再加上一颗敏感纤弱的心，她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也特别丰富，特别复杂。
张爱玲的中学生活并不开心，就像她弟弟张子静回忆姐弟生活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而不开心的原因大多来自家庭，“旧衣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当时父亲娶的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
琦的女儿孙用蕃。继母孙用蕃出嫁前听说张爱玲的个头跟她差不多，于是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她穿。穿着破旧，在贵族化的圣玛利亚女校里她自然觉得难堪了。张爱玲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对照记》）“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并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流言 童言无忌》）
这期间，发生在她弟弟身上的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张爱玲脆弱的感情。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儿小事父亲就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面，眼泪直流。继母见状不解地笑道：“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吃不下饭，夺门而逃，在浴室里对镜而泣。然而，正在她伤心的时候——“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流言 私语》）
这样的家庭，没有阳光，缺少温暖，生活真是太压抑了。一个缺失了爱的家是个什么样子？真让人不敢去多想。也许正是这些反向的刺激，使张爱玲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梦想，她渴望在明丽的蓝天下拥有一席自己的自由、舒适的小天地。在理想与现实的一次次强烈的碰撞与冲突中，她渐渐地对家绝望了，渐渐地走向了对家庭束缚的反叛和对抗。
张爱玲中学快毕业时，母亲回来看她，她就去母亲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促使她永远地逃离了这个不幸的家。
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到家，一进门，继母就劈头盖脸的责问道：“怎么你走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她答说早告诉父亲了，没料到继母勃然大怒：“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一个耳光打在张爱玲脸上，她本能地要还手，继母却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敢打我！”然后是父亲啪嗒啪嗒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张爱玲的头发，挥拳便打，一边打一边吼道：“你还打人！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被达得左右摇晃，眼冒金星，最后被打得瘫在地上，父亲还揪住头发一阵乱踢。随后，张爱玲被父亲软
禁了起来。这件事对张爱玲的伤害很大，她觉得自己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老了许多，她说：“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在这期间，老仆人何干给张爱玲的舅舅打电话，并将张爱玲的事告知。第二天，舅舅和姑姑张茂渊来为张爱玲求情，并提出送她出国留学。但张廷重老着脸，说什么也不答应。张茂渊非常激愤，与哥哥扭打了起来，眼镜被打破，脸也受了伤流了血，她临走时指着哥哥的的面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1953年而老仆人何干因为通风报信，张廷重将她大骂一顿并赶回皖北老家。到这时候，张爱玲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
真是祸不单行，爱玲随后就患上了痢疾，前后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差点儿病死了。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没有药。那真是痛苦的煎熬啊！后来大概是因为父亲不愿背上“恶父”的骂名，悄悄地给她打了几针抗生素，这样她才渐渐地好了起来。
病中，爱玲整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明丽的天空，一个强烈的念头从心底升起：“逃出去！尽快逃出去！”
母亲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这个苦，没有反悔的。”但当时的张爱玲，还有什么比对自由的渴望更强烈呢？她开始寻找出逃的机会。
在隆冬的一个夜晚，她静静地伏在窗子上观察外面的街道，确实没有人。她开始行动了，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轻手轻脚地摸到铁门边，飞快地拨开门闩，闪身而出。她终于又站到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流言•私语》）这种死里逃生的喜悦简直让她要发疯！
随后张爱玲住到母亲那里潜心补习功课，她要去实现她的英国梦。不久她在伦敦大学的上海考场里参加了入学考试，获得远东地区第一名，也就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但由于战乱，她改去了香港大学。
那一年张爱玲18岁。她新的人生航程将从这里开始，而她的人生也告一段落了。
一般来说，童年、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作家具有
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评论家和心理学家的共识。童年、少年是作家生活的摇篮、观察的起点、灵感的初源、才华的土壤。它蕴藏着最初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氤氲着细微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无意识。而这些将贯穿作家的一生，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重的影响。
童年、少年时代的张爱玲不是金色光环笼罩下的张公馆的小公主，不是在纯情母爱宠幸中的小天使，不是四邻夸耀的小宝贝，不是老师引以为傲的小精灵；她只是一个没有父爱、少有母爱的小丫头。爱的缺失让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让她的情感受到扭曲，那些童年、少年的不幸经历在她的心里永远地藏下了痛苦的因子。外部世界流过了她那颗受伤而孤傲的心灵之后，淌出来的是带着“张爱玲式的郁悒”的文字。她一生的作品都带着深深的失落感，藏着隐隐的悲剧气息，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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