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新形势下的“政治家办报”□ 陈力丹“政治家办报”的概念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党报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一度在我国传播颇广。 关于“政治家办报”的概念，现在公开发表的正式表述时间是1959年。这年6月，在与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吴冷西谈话中，毛泽东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① 在这之前，1957年4月10日，因为《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当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和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把人民日报全体编委外加理论版编辑王若水叫到中南海，批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书生办报”。 1957年，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上纲上线，说邓拓等同志反对中央的方针，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排除讲话的情绪以及当时极为复杂的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的背景，冷静地看待毛泽东对党报的批评，他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要求，在既定的中国新闻体制下是有道理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党中央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对于党报的主持者来说，需要懂政治、懂策略、懂理论，才可能及时、准确地宣传到位。事实上，进城后，党报滋生了“机关化”的倾向，编报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技术活，编者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缺乏对所报道问题的政治分析素养。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新闻传播业除了为受众及时、全面地提供信息外，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新形势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也仍然应该是政治家，要熟悉党的政策，能够及时、正确地领会和准确地传播党的政策。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1996年1月，江泽民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重提“政治家办报”。他说：政治家办报“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胡锦涛很重视传媒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同时也强调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意识，他在2008年6月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就说：“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新闻传播业除了为受众及时、全面地提供信息外，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新形势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也仍然应该是政治家，要熟悉党的政策，能够及时、正确地领会和准确地传播党的政策。价值判断和政治判断 凡是工作多年的老记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新闻写作的前提——采访，比写作重要；而对采访的前提——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包括新闻实践与思考2010.10 23THE PRESS职业方面的价值判断和对事实的正确的政治判断），才是检验综合素养的关键。一个事实发生了，若我们对它的性质判断出现失误，接下来的采访便会依着这个错误的判断进行下去，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或很平庸，或出现政治判断错误。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是在2008年3月6日的一次安排考题的小会上。我看到一份山东济宁－曲阜一带建设中国文化副都（文化标志城）的新闻实务素材，明显感到这是当地假借弘扬主旋律而做的政绩工程文章，建议换掉这个素材。晚上回家看到当天《新京报》C02版的文章《“文化副都”拷问复兴传统文化诚意》，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事情会作为“文娱时评”处理，但作者对这个事情的实质抓得很准，这也证明了我的判断没错。一周后，全国政协会上传来关于这个问题形成辩论局面的消息。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发言，要求确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国家级文化功能地位，引起115位政协委员连夜签名反对，他们指出：歪嘴的和尚念歪了经，文化标志城，标志的不是文化，而是生意经。 建设文化标志城的提案有这么多政协委员反对，传媒随之掀起一个小小的报道和批评热潮。我查了查，原来我看到的那个新闻实务材料，是《第一财经日报》3月3日发表的通讯《山东拟投入300亿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而通讯的新闻源主要来自3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该文安排在那天的头版右下角，文章上方是孔子像。对这个事实，记者完全循着主办方提供的材料写作，从正面加以渲染。为了彰显这个计划的权威性，导语采用相对大号的字：“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曲阜）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随后几天，有一两位传媒时评人开始批评这个事情，他们敏锐的判断力值得赞扬，然而，发表他们文章的传媒并不重视这个问题，文章被淹没在厚厚的报纸叠中。 现在，这个问题的是非清楚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传媒首次面对这样一个颇实为明显的政绩工程的事实，就没有一点批判践意识呢？这个问题应该由传媒提出并引发社与思考242010.10会关注和讨论，这才是传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同类的问题常常发生，总是事后被上级纠正、被读者批评、遭到网上意见的追问，传媒才转变态度，而对自己以前关于事实的判断失误，都患了健忘症，并未检讨且给读者必要的交代。 再如2009年1月20日上午，中国政府发表《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当天，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新闻节目该条的标题是《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人民网国内新闻的标题是：《国防部：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中国新闻网、中国网的新闻标题也是《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第二天《北京日报》9版《今日关注》头条，用半个版面报道了这则新闻，标题仍是《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这些新闻均是对《2008年中国的国防》的误读。只有两三家传媒的标题，使用了“中国主张各国承诺停止研发”这样的正确表述。 首次看到“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的新闻标题时，难以置信。因为自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开始，我方一向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世界核国家承诺共同销毁核武器。在别人没有承诺停止研发核武器的情形下，我国若单方面承诺停止研发核武器，这不等于“自废武功”、“自断生路”吗？这是政治常识。目前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宣布主动停止研发核武器，中国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单方面停止研发新型核武？ 同日，许多国家的传媒根据中国传媒的报道，纷纷发表这一惊人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日将《中国国防白皮书承诺停止研发新型核武》作为文章的大标题；英国BBC的报道则将“停研新核武”作为一个小标题，报道说：“白皮书还表示，中国已承诺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其实，中国国防白皮书说的是：“中国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并承诺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即使行文可能使人误读，但若我国传媒的记者和编辑有一点关于我国核政策的基本政治常识，也不会误读这样重大的中国核政策！ 从传媒角度看，这一事件反映了我国传媒新闻战线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防白皮书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纲领，是国策。我国的媒体，尤其是中央级传媒，对国策如此的误读，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政治错误，也为外人嗤笑。国防白皮书发布的目的，在于提升我国军事的透明度，消除外界误会，如今却由于我国传媒的政策水平较低，造成新的误会。站在政治家的高度看问题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传媒的责任之一。因而，传媒的记者、编辑应该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懂得党中央的理论路线。像兴建“文化副都”、中国的核政策等，如果对党的一贯政策有所了解的话，或能够察觉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或能够准确表述政策。即使像“文化副都”有某一级党政机构拉大旗做虎皮，只要心中对党的基本政策十分清晰，就不怕谁来问责。全党服从中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每个人都应该首先是政治家，了解和熟悉党中央的基本政策。 主动学习党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只有了解党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心里有底了，才不会被人家摆出的各种权威架式忽悠了。例如，“文化副都”摆出的权威都很大，上到国家主席、发改委文件、69位院士的签名呼吁，下到当地的宏大意见，还有作为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的鉴定意见。但是，若对党中央的一贯政策熟悉，就不会被表面的说法吓倒，而会进一步追问：国家主席是怎么说的，文件如何出台的，院士们是否是此问题的专家，葛教授自己怎么解释他做出的规划，等等。如果这些都是最初就由传媒加以深度报道的内容，就能大大提升传媒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可传媒错失了机遇。 可能有的记者会说，文件和讲话太长了，哪有时间看啊！其实，这种“学习”也是一种专业技术。根据我的经验，一般只需留意抓新东西，很快就能把握文件和讲话的要领。例如，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只需抓住他讲话的几个要点，尤其是四个“坚定不移”，对总书记讲话的基本意旨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心明自然眼亮，分析眼下诸多采访的事实，判断其性质，就能抓得准，看得清，不会被人忽悠了。只有你自己明白，才能引导公众也清楚主动学习党中央中央的精神。公开发表的文 当然，我们要求记者、编辑是政治家，也件、主要领导人不是实际真的统领事务，而是在观念上、知识的讲话，是新闻上要站在政治家的高度看问题，在这个意义工作者的工作。上，记者确实应有“无冕之王”的精神态势。只有了解党中央 政治，不仅指政策，还包括了解我国主要现行的方针政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法策，心里有底律法规应该有所了解。即使不大清楚，也要知了，才不会被人道遇到问题到哪里查找，或知道找谁能够获得家摆出的各种权专业的答案。如今是“依法治国”，如果当事威架式忽悠了。的记者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懂，满纸非法治的表达，同样误导公众。观念上、知识上 我们对很多法警新闻的处理，在法律规要站在政治家的定的时间内，也经常发生对事实性质判断的高度看问题，在另一类失误。例如2001年，通讯社连续发表这个意义上，记通讯《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黑老大如何当上人大代表》，在法庭没有审理前，者确实应有“无已经认定罪犯嫌疑人刘涌是黑道霸主、黑老冕之王”的精神大，形成了既定舆论。既然先说了这个人怎态势。样坏，坏到底了，审判开始后，一审、终审到高法提审的情况不一样，自然引起网上激政治，不仅指政烈反响。传媒在法庭审理前给嫌犯定性，这策，还包括了解样的事情过去我们习以为常，不当回事儿，我国主要的法现在应该树立法治意识，不能这么做了。魏律、法规，特永征教授对此所说的一句话值得记者们深思：别是对与新闻“当一篇新闻报道弄到嫌疑人‘国人皆曰可传播相关的法杀’，法院判决已经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这律法规应该有难道还不是媒介审判吗？”正是传媒缺乏法治所了解。即使意识，造成了我们对这类事实性质的判断在一不大清楚，也要定时效内出现问题。知道遇到问题到 至于现在法警报道中用“过堂”替代庭哪里查找，或知审、用“杀人恶魔”来描述杀人犯等等的非法道找谁能够获得治概念，更不应该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类用专业的答案。词反映了传媒的工作人员对法治（政治的一部分）的无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冷 梅 注释：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实践与思2010.10 25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