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省青年”到“农村新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流动农民形象的一个侧面考察

作家自觉的追求。这些“农村新人”大都是突围农村成功的青年农民，野心勃勃并成功立足城市，获取了人生蜕变 的资本、技术和现代观念。但在“乡愁”的召唤下，这批外省青年返回家乡，重新构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

围绕土地流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农业、产业、生态”于一体的乡村共同体，带领乡村致富,整合城乡文化，成

为名副其实的乡村领头人。可见,在大迁徙时代,“外省青年”与“农村新人”之间形成某种有效的勾连，身份的漂

移性成为新时代农村新人的典型特征。关键词:外省青年；农村新人;城乡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5310（2021）03 - 0010 - 08如果从形象研究的角度对新世纪以来的乡土 没有淹没在生存的苦难中，而是作为一种屈辱性的 动力在城市的舞台上展示了个人的才华，顺利完成

小说进行梳理，农民形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若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于书写“乡下人进城” 的文化震惊体验及“外省青年”的奋斗故事相比,新 世纪乡土小说在书写流动农民形象时更侧重于回

了身份的转换;他们的“回乡”不再是因年老体衰无

法继续在城市谋生，而是回馈乡里,成为“农村新 人”。可以说，只有在城市和农村均实现了人生价

流打工者的返乡事业，以“城乡中国”的视角考察新 时代的农民如何承担起乡土重建的历史使命。按 此逻辑，将返乡的“外省青年”命名为“农村新人”， 可谓名副其实。值,且敢于回馈乡里,引领乡村致富,解决历史遗留 的乡村问题的人,才能完成从“外省青年”到“农村

新人”的身份蜕变。“新人”是具有未来的指向性的，他们承担着国 家社会历史转型的责任，“农村新人”自然也承担着

“外省青年”的误用仍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倘若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都视为外省青年,肯定会

农村发展的历史责任。由于当下农村发展的巨大

遭遇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围堵，相对而言，“城市异乡 者”的称谓更为妥当。但在进城大军中，的确有一

不平衡，农村新人形象一直是“呼声高”却始终无法 令人信服,便有了各种理论期待和“新人研究”的热

批类似于于连、高加林那样的具有“外省青年”气质 的人，他们充满了向城市进军的野心，且这种野心

潮。本文便从城乡中国特有的身份漂移现象入手, 将“外省青年”视为“农村新人”的前史,思考“农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9FZWB090）；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土文化重建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6ZWC002）。收稿日期：2021 -01 -22作者简介:秦香丽（1983—）,女，湖北襄阳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0新人”的构成，并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塑造新人的焦

而美国学者A. K.羌达在《外省来的年轻人》中，将 《嘉莉妹妹》中的嘉莉、《名利场》的利蓿加•夏泼等

虑与困境加以探讨。女性形象也纳入其中。自此，“外省青年”成为世界

一、可疑的农民身份:从正向迁徙到逆向迁徙在事实层面，“空心化”的乡村缺的是中青年人 和能人。如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所述:农村发展

范围内野心勃勃怀揣都市梦和上流社会梦的小城 镇青年的代名词。而在中国,“外省”一词的意蕴更

为复杂,在保留空间位置与文化位移的“边缘性”之

外，还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相关，其参 照的对象是城市以外的乡村，因此，广大的农村进

“最突出的就是缺人，缺能人！没有能人，就算有了

钱，钱也是无源之水，不经花呀。你们看，俺白羊峪

这些年，前前后后哩哩啦啦走了多少人，那些个有 点本事的，早就把白羊峪给甩了，谁还在这儿扯哩

城青年或者说城市异乡者均被纳入“外省青年”的 行列。然而事实上，纳入“外省青年”研究视域最为

格啷啊。”①而迁徙时代优秀的农村青年,也在思考 自己的出路，“……和父辈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人

集中的是高加林,他往往是中国“于连”的代名词。 “高加林”的庞大家族队伍中既有冯家昌（李佩甫

生比起来，长大的孩子，毕竟已经知道掌控自己的 人生和命运，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他们终于在尝试

《城的灯》）这样突围农村成功的知识分子,也有命

运归零的远子等底层打工者（邓一光《怀念一个遥 远的地方》），他们共同的“外省气质”便是野心勃勃

怎样适应时代的转型，这种内在的活力暗中赋予村 庄新的可能。”②这“新的可能”在诸如“垃圾池的修

的打破城乡位阶的欲望。建”“祠堂及其他公共文化生活的恢复”“乡村文 创”等微观层面已有体现，但究竟谁能走向历史的

“农村新人”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历来遭到 研究者的质疑。从哪里来？在“大迁徙”时代，必然 只能从有过迁徙体验的农民中诞生。在老一辈农 民工陆续回到乡村，新生代农民工也已近中年的当

前台,成为真正的农村新人，却是值得推敲的。学

界一般将“返乡青年” “在乡村干部” “进城打工者”

等均视为“农村新人”的主体构成部分，但在我看 来,这只是笼统的乡村建设人员，跟“乡贤” “新村 民”的概念差不多，尚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

下，乡土文学的书写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从新时 期流动农民的漂泊体验，到书写他们的梦想，扎根

土地改造农村的希望。如此一来，漂泊体验就逐渐

新人”。因此，我更愿意从“外省青年”的队伍中去 寻找契合农村社会转型的“农村新人” O被“反向的建设激情所替代”。其实,与正向迁徙相

比，近距离迁徙到家乡附近的市镇,是近年来的一 种趋势。就群体构成而言，经济条件好的、能力强

对于“外省青年”，我们并不陌生，其来源主要

得益于法国文学,特别是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中频繁出现。“外省”与“巴黎”不仅仅是地域空间 上的“边缘”与'冲心”、“落后”与“发达”，更意味着

的人在城市与乡村都有房子，尤以中青年农民为 主。而且，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反噬,城市化 进程导致的娶媳妇难现状普遍存在，所以“婚房进

身份、地位与阶层的差异，因此，“外省”向“巴黎”的

靠拢，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也诞生了一批具有 丰富象征意味的文学形象谱系一外省青年。美 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评论亨利•詹

城”现象普遍存在,青年农民不得不在城市安家置 业;就农业现状而言,现代化机器大生产,让农民在

打工的同时不放弃老家的农业生产，为城乡两栖创

姆斯的长篇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时,将之与《高 老头》《幻灭》《红与黑》《远大前程》《情感教育》《了

造了条件,出现了特有的“跨代际家庭”③或者“拆 分型”家庭;就生活现状而言,两栖式的生活普遍存

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将具有类似的性格、心理

在。经济条件好的，为了子女获取相对优质的教育 资源选择进城陪读,而在农忙、过年等重要时节返及个人奋斗历程的男青年统称为“外省年轻人”。

① 关仁山：《金谷银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62页。② 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③ 朱晓阳在《“城-乡两栖人”：中国二元社会新动向》（《北京日报》2018年8月20日第14版）一文中，将“跨代际家庭” 的典型特征概括为：空间在县城和村庄之间转换，但这种转换依赖于通讯和交通带来的时间地理的深刻变化。11乡。经济条件差的，子女留守在家,夫妻双方或一 方在外拼搏。加上交通便利、信息四通八达，更为 城乡双栖提供了条件。即便是乡村,一轮又一轮的 城乡迁徙之后，农民已经在世代居住的乡村中完成

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市化、现代 化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存在没有城乡迁

徙经历的农村人。那么，“外省青年”与“农村新人”之间的逻辑关 系是怎样的？就常识而言，我们不会将所有的农民

工或者打工人视为“外省青年”，因为淹没在自身的 生命苦难并无法实现身份突围的人，最终也会失去

在乡村建设中的话语权，更无法做出集体性的事 业，自然也无法跻身“农村新人”的行列。只有那些 经过城市的洗礼并成功获取经济或知识资本的外 省青年一“大学生” “农民企业家”，才可纳入“农 村新人”的谱系。有趣的是，知识资本的代表者“大

学生”在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中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农村新人”，他们返乡成为村官,却在“资本”

与“权力”的左冲右突中进退失据，甚至败北，不得 不重返城市，再次成为“外省青年”，典型的如关仁

山《麦河》中的曹小根。即便是拥有一番事业的返

乡大学生，也必须拥有相当的资本,借着政府惠农 补贴的东风，将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结合起来，典

型的如关仁山《日头》中的金沐灶。如此一来，作家

往往将重心放在“农民企业家”式的“农村新人”身 上。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一群体的身份漂 移性问题？他们不再是梁生宝、孙少安这样的农村 新人，而是农民、青年和农村干部的三者合一，至少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被我们视为“农村新人” 的楚暖暖（周大新《湖光山色》），曹双羊、桃儿（关 仁山《麦河》），范少山、雷小军（关仁山《金谷银

山》），刘杰夫（孙慧芬《后上塘书》），李青（腾贞甫

《战国红》），范博成（张艳荣《繁花似锦》）等人均具 有城乡迁徙的经历。他们在城市有家（甚至在海外 也有房产,如曹双羊在加拿大有房子），在农村亦有

家,过着双栖性生活;也即事业在农村，主要生活空 间在城市,且成就其乡村事业的是庞大的商业资本

（往往有城市事业的支撑）和城市关系网络。有趣 的是，出现在新世纪乡土小说文本中，直接进入农

业技术现场的不再是乡村智者,而是有着教授头衔

12的城市专家，例如《湖光山色》中的考古学家谭文

博、《麦河》中的土壤专家李敏、《金谷银山》中的农 业专家孙教授等。这均预示着户籍身份区分农村 新人的失效，以及农村新人的前身与外省青年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外省青年”积蓄的力量是什么？小说如何 解决城乡中国时代“农村新人”的强大能量？强化 进城后的理想和为实现理想的执着努力，是不二的

选择。楚暖暖虽然是因为家贫才进城，从事着保洁

的工作，但《湖光山色》一直强化她目光的长远和储 蓄人生蜕变的诸如金钱、现代技能等资本、敢为人

先和永立潮头的勇气，因此，她创下了楚王庄很多 个“第一”—开发长城遗址、营建“赏心苑”民宿、 打造观光农业等;关仁山笔下的曹双羊、范少山在

激烈的城市空间中立足,靠的是雄心和魄力。曹双

羊挖煤矿，带着竞争对手的血和泪攫取了人生的第

一桶金，并凭着韧劲打开了上海的市场，创建了麦 河集团，拥有自己的商业帝国;范少山在北京拥有 自己的菜摊,但他敢于与世界五百强的开发商谈

判，维护商户的利益;刘杰夫原名刘立功，本是上塘 村的村支书，后一跃成为城市名流。其残酷、血腥

的发家史背后是充满挣扎、撕裂的个人奋斗史。即 便是有着历史污点的李青，也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 品性……李青与杏儿合称“柳城双璧”。她有理想, 梦想自己能成老板，掌管自己的命运。虽然是银碧

辉煌的陪唱，她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品性，渴望攒够

钱后拥有自己的事业。她身上兼具了这个时代的

“新鲜气息”，比如说陪唱、网红（拥有八万粉丝），懂 得利用网络技术推销家乡产品，这使得她身上很少

有传统农民那种被时代遗弃的落后东西……之所 以细数这些农民的进城作为,是想呈现这样一个事

实:今日的农民已今非昔比，在迁徙流动中,他们完 成了自身的转型，从小农经济中抽身而出,借助在 城市积累的资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推进农村事 业的发展。仅仅有积蓄的力量还不行，还无法坐实他们农

民身份或者说抵抗“外省青年”失败的悲剧性因子。 历来，“外省青年”的个人奋斗史总是抹上悲怆的色

彩，或命运陡转直下,或承受灵魂深处的啮心之痛。 而新世纪的乡土小说总能找到因地缘和血缘生发 的“土地根性意识”，用“土地的洗礼”完成人物的精神蜕变，扭转外省青年无法回避的悲剧色彩。“土 非虚构文学中无法外出的乡村种地农民,他们的行 为在小说中囿于个人的发家史或生存史。因此，他

地的洗礼”源自“乡愁”，而“返乡”带领故乡的人们 致富便是“乡愁”的落地生根。事实上，“乡愁”作为

们往往被设置成对土地的进一步“糟蹋” O虽说“土地流转”是核心情节,但不容忽视的

情感纽带贯穿于农村新人的城市奋斗史,但这里的 “乡愁”就不再是简单的“地方性认同”，而主要是一 种文化的归属感。曹双羊的第二次蜕变（从赌徒到

是，该阶段土地制度的转型是与农业的现代转型密 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即用现代化思维管理农业，用

土地流转的领导者）便是“ 土地的洗礼”，他要自己

农业的机械化大生产取代“小农经济”，科技兴农, 产业兴农。加上人们对健康、养生的追求，“生态农 业” “观光旅游农业”“订单农业”等概念已被广泛 接受。此外,农产品的流通变得全国化甚至世界

的灵魂与大地融合,寻找丢失的本真和道德;刘杰 夫返乡，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恢复一个俨然被城市化

进程遗落的村庄，并因妻子徐兰的死开始转换自己 的城市派头和行事理念，这无不是乡愁在作祟;范

化，农业种植也与市场销售结合起来了。因此，这 无形之中对新时代的中国农民提出了新的要求，非

少山的“口头禅”是“世间万般事，唯有乡愁挡不

住。”李青返乡的动因是《故乡的云》勾起的情思，以 及潜藏在心底的“乡愁”……一般农户所能满足。质言之，新时代的“农村新人” 理应是熟悉乡村现状，懂得跨界发展和融合之道,

正是有了在城市积蓄的能量再加上“乡愁”的 召唤,才使得“外省青年”转变为“农村新人”。具备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新型农业战 略与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在《金谷银 山》中,范少山绝不是与现代绝缘，他既善于利用人

二、城乡迁徙之下的新特质历来,我们会从“土地制度” “乡村致富” “时代 精神”三个层面探讨“农村新人”的文学新质。力资源，媒介资源，又善于利用现代信息资源。利 用微信、手机APP打造农业品牌，推广白羊峪文化 提升影响力，便是体现。同样的，在《麦河》中，曹双 羊制定“农业工业化”战略,用现代企业理念打破血 缘人情式的管理方式，聘请农业专家，推广麦河集

第一,代表着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符合“土地 制度”的顶层设计。在这一点上，学界基本达成共

识。李兴阳以“制度性人格”和“国家想象”作为判 断农村新人的依据,周新民、方越称之为农民的“历

团的产品，将其推广至全国。在《芦花如雪》中，雁 翎子等人也是资源的整合者，资金和技术难题的解

史主体意识”①，陈国和代之以“时代同构”②。但不

决，均是因为有广阔的同学人脉。第二，能够带领农民创业，涤荡旧的乡村秩序,

管怎么说，在“新人”的未来指向上，“ 土地制度”始

终是绕不开的一环。今天，土地制度的转型聚焦于 “土地流转”。所谓“土地流转”，其实是土地使用权

缔造新的乡村致富神话。从已有的“农村新人”如

张裕民、梁生宝、孙少安形象来看，他们均是在不同

的转让。由于中国特殊的土地政策,农民并没有土

历史阶段农村创业史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其形象塑 造基本上是在代际差异中完成的，是在既有土地制

地的所有权，只能转让使用权，也即保留土地的承 包权将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经济组织。但

度无法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必须加以调整并确立 新的致富路径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肩负着“破旧 立新”的责任，往往与父辈有着很深的代际矛盾。

转让给其他农户的小型土地流转基本上是农民之 间的自主合作，而转让给经济组织，才是农业规模

化、现代化的标志，因此，文学常常关注的是后者。 《麦河》的核心情节就是“ 土地流转”，《金谷银山》 《后上塘书》《芦花如雪》等小说中均有“土地流转” 的情节设置。而“抛荒代种”式的自发土地流转，如

但在今天的时代，“农村新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 他们和旧有土地制度衍生出来的代际矛盾，还有权

力和资本衍生出来的新的乡村建设理念与基层权

力（村镇两级甚至包括县一级）之间的矛盾。“代际矛盾”是型构土地制度变迁的惯用叙事

《麦河》中的陈玉文、《晚熟的人》中的孙来雨，以及

① 周新民:《关仁山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流变论》，《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② 陈国和:《近年来农村“新人”形象书写的三个维度》，《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13策略，新世纪乡土小说也不例外，曹双羊和范少山 等人的土地流转首先必须先过父亲这一大关，只不

过不同的是，老一辈的“恋土情结”几乎没有成为农 村土地改革合法性的叙事动力，父辈们忧心的是突

围农村成功的子辈为何要重返农业。父辈们完全 在子辈面前丧失了话语权,代际矛盾轻易被化解掉 了。真正有张力的是作为“外来者”的“农村新人”

与其他中青年农民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同辈人围绕 土地的收益问题才是矛盾的着力点。《创业史》《平 凡的世界》中的丰收（粮食增产）被“市场竞争力 强” “增收”（农民收入增加）替代，“情感价值符号”

逐渐被土地的资本符号所取代，中青年农民“坐地 涨价”的故事成为土地流转的着力点。《金谷银山》 中,大王庄先与范少山签订合同，后见日本人田中

二喜出的价更高，便与田中二喜签订协议。虽说范 少山赢了官司，却触犯了大王庄村民的利益，遭到

了疯狂的报复。应该说，农村新人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更有意 味，村干部往往将土地视为资本符号，用土地来建 工厂等，以一种速度革命的方式来发展农业，而农

村新人倾向于恢复农业和农村尊严的全新思维来 重建土地伦理。法国哲学家维希留提出“速度学” 并以此解释现代社会的逻辑及矛盾，英国社会学家

鲍曼借助“流动现代性”指出速度是现代社会的主 要特征。在维希留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场追逐财 富和权力的竞赛,其核心就是速度,速度即权力,工 业革命就是关于速度的竞赛。同样的，鲍曼认为，

在现代性中，速度成为衡量人类智慧、想象力和应 变能力的核心要素,个体不再探寻深度，而是追求 速度,谁穿越一定空间的速度越快，谁就能抢占更

多的空间。事实上,“速度学”也是我国乡村建设重 要的时代面影。阎连科的《炸裂志》，以“炸裂”的隐 喻写出了中国城市化的逻辑：“村一镇一城市一国

际大都市”。这一逻辑链条彰显了在发展过程中的

替代性关系,而且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出现的。因

此，“唯速度” “唯政绩” “唯发展”理念与“重建土地 伦理” “生态农业理念”就成为二元对立的矛盾，与 基层权力和“农村新人”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湖光

山色》中，楚暖暖与旷开田、薛传薪的分道扬熊，原 因就在于后两者仍然走的是商业资本的道路，虽保

14留乡村的外在质素，比如说建筑文化和山水文化及

民间传说，但内质不过是以城市化农村。且旷开 田、薛传薪二人资本与权力的媾和,导致强拆强卖、

卖淫成风、夫妻反目等现象时有发生;《麦河》中,曹 双羊与张洪生的商战及土地流转的周折均是县长

陈元庆作祟，其中围绕流转后的土地究竟用于何途 双方展开了较量。陈元庆（县长）及弟弟陈锁柱（村

长）意欲兴建高尔夫球场,打造旅游胜地,大搞“ 土 地财政”。而曹双羊认为“土地财政”是“深刻的破

坏”，他坚持用麦河清淤养护土地，与陈家兄弟决 裂，拔除人们思想中的“恶念”；《金谷银山》中，范少 山与白羊峪徐大贵支书、大王庄村支书的较量，也

意在避免白羊峪变成黑羊峪那般残山剩水。范少 山强调不能以“青山绿水”为代价,他一方面拒绝外

国种子，寻找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谷子，另一方面拒

绝农药,培育金苹果,发展生态农业和多功能农业, 形成产业、文化和生态齐头并进的发展共同体……

“较量”情节以“农村新人”的完胜,特别是基层权力 的重组为结局，这也意味着农业现代化而非一味农 业工业化的胜利。第三，具备克服创业艰难的新品质和精神内

涵。这里指向的是“农村新人”的时代属性和精神 引领作用,是创作主体在对农村现实发展深入洞察 的基础上对农民精神世界的精准把握。这些农村 新人的精神困境是什么？他们会不会问“我是谁?”

我们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因轻易放过 漂泊感,而忽视了“乡愁”落地过程中的精神眩惑。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仁山塑造的曹双羊是相对成 功的。曹双羊是农村命运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兼 具城市文化受益者与土地文化挣脱者的双重身份,

并不回避农民的局限性。曹双羊的三次蜕变其实

是三次精神危机:第一次是曹双羊无法忍受贫困的

煎熬,抱着“怨乡”的激愤从农民变成煤矿主，以血 腥的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丢失了尊严和土地 滋养的质朴品行;第二次是从赌徒变成土地流转的 领导者，将在城市丢失的灵魂找回来。这一次，曹

双羊所经历的精神危机最为深重，关仁山将它命名 为“现代病”和“精神的异化”一城乡文化的双重

悬置状态，享受现代文明又渴望挣脱其异化状态, 想回归土地又对其未来缺乏信心，进而失去了人生

目标,陷入了心灵的黑洞。幸运的是连安（土地神） 比,新时代的“农村新人”并没有产生独特的“这一 个”。应该说，学界公认的“农村新人”典型是梁生

的传说唤醒了曹双羊,他答应白立国回乡参加土地 流转;第三次是土地流转导致土壤板结,出现天坑，

宝,而近年来的乡土小说与《创业史》形成了某种互 文性,最为明显的是《金谷银山》。范少山的偶像是 梁生宝，随身携带的书籍是《创业史》，最钦佩梁生

曹双羊以村民的土地证抵押贷款之事东窗事发。 究竟何去何从，是与妻弟同流合污还是彻底回归土

地，是继续推进工业化战略还是重新发现乡村文 化，最终曹双羊选择了后者。他聘请农业专家李敏

宝的地方是“买稻种”，并极力去寻找“金谷子”，上 演新时代的“买稻种”故事。然而，如果将新世纪有 关“农村新人”的小说文本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

整治土壤,减缓麦河集团发展速度并将麦河文化视 为企业文化,祭奠小麦图腾，完成最终的洗礼。可

倘若没有《创业史》的依托或者说没有20世纪40 年代至90年代的历史依托,曹双羊和范少山的形

见,三次精神危机的解决均与土地有关。结合上述三种情况,“ 土地流转”与“重建土地

象是难以脱颖而出的。作家依然借助既有的写作 资源来塑造人物，《麦河》中的郭富九、韩腰子等人

的伦理与恢复农业的尊严” “经历文化的阵痛”大致

可成为新时代“农村新人”特质的三个向度。在一 个离散化的时代,试图把握住“农村新人”最核心的 东西,无疑是困难的，所以，学界在保持期待的同时

名字及行为与“落后农民”“中间人物”有着极大的 相似性，曹双羊开拓市场的战略不过是“地主”与

“农民”的后人们之间的资源争夺战,仍囿于村庄内

又对这种期待保持质疑,从更宽泛意义的“乡贤”替 代“农村新人”。但事实上,“漂移”的身份就意味着

部的权力博弈。更进一步说，“农村新人”的塑造仍 然没有超出左翼文学和启蒙文学的典范。一旦涉 及城乡中国的迁徙阵痛，又囿于简单的“城市异乡 者”模式,这就使得涉猎“农村新人”的创作出现了

新时代“农村新人”就是城乡文化流动的产物，他们

聚合了批判性、整合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中国农民 主体f生的觉醒。奇异的文学景观:写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部分得

三、悬置的难题与书写的困境毋庸置疑,塑造“农村新人”是新时代的迫切性 命题。然而，尽管当下学界的呼声甚强，并有各级

心应手,90年代以后的部分捉襟见肘，文本就成了 “十七年”叙事与城乡二元叙事的简单拼接。事实上，就写作群体而言，“农村新人”的写作

主要集中于“50后”“60后”作家。“50后”“60后” 作家大多是城乡迁徙中最早的一批人，他们曾经创

各类扶贫项目的推动，但作家的时代使命感并没有 化为精彩的篇章。在贾平凹、莫言、关仁山、赵德发 等人的写作中，我们也能看到“农村新人”的部分影

造了有关乡土中国的辉煌之作。面对农村的新变 化，他们普遍产生了一种隔阂和陌生之感，写“变” 不足，写“常”有余。即便是文坛常青树的贾平凹和 诺奖之后八年磨一剑的莫言，他们的新作仍拖曳着

子。不过，整体而言，“农村新人”的塑造仍存在较 为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村新人”塑造范式的陈旧。马克思曾

旧文本的影子。而“70后”“80后”作家绝大多数在 城里长大的，即使出身农村的作家也因上大学过早 地离开了农村，难以把创作的重心放在农村。这就

言:“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 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

来。”①这也是贺仲明《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从人物主体性角度

造就了当下乡土写作的通病，“城市异乡者”的写作 得到长足发展，“双乡沦陷”的困境挖掘得不够，农 村新人数量少，仍然处于“呼吁”的阶段。这倒不是

出发》、程凯《“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 成——“梁生宝”形象的再审视》等文的逻辑基点。 从历史性维度来看，与“十七年” “新时期”等文学相

说一定要产生“梁生宝”式的新人才能奠定这一时

期文学的文学史地位，而是说作家在相关“无力”的①［德］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页。15表述①中，放弃了对这个时代本质的抓取努力。或 者说，对这个时代农民精神性命题的放逐，已经成

历史创伤——“ 土地流转”等于“出现剥削式的大地

主”，后有“农民对自己退路的忧虑”，使得农民对土

为写作的通病。第二，文学干预现实的功利化倾向明显，概念

地的态度格外复杂。用《麦河》中陈元庆的话来讲, 今天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复杂的，又爱又恨，爱

化演绎“农村新人”。尽管，“农村新人”就是作家的 “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辩证统一的结果，具有

恨交加。固然，“土地”已经成为资本符号,似乎在

农民心目中,不存在“不流转”，只存在值不值得“流 转”的问题,且“恋土 ”的老年农民、徘徊犹豫的中年

“预言性”和“乌托邦色彩”②。历来有关“农村新 人”的塑造均带有模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在今天这

农民均无法抵抗时代的潮流,但“土地”毕竟是以退 路的形式存在的。恢复农业的尊严,重建土地的伦 理本身就包含着人与土地关系的审视，意味着人们 对土地的热爱是其中必要的一环。事实上，《麦河》

种倾向更鲜明地体现在“农村新人”超强的资源整 合能力。既然,城乡中国时代的新农民必然与市场 也即城市发生关联，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便是难以

想象的。这并不是孤胆英雄所能完成的，曹双羊、

最动人的细节是“小麦图腾” ：土地流转后,韩腰子 得了心病，白立国用“麦神安魂法”为之治病;曹双

范少山等人的困境因过于“戏剧性”而显得虚假。 比如说范少山的“前史”是一个失败者:三十大几一 事无成，妻子出轨,有过在北京工地搬砖、捡破烂的

羊进军上海的口号是“咱是农民咱怕啥，大不了回

心酸过往，后来虽然有了稳定的卖菜营生,但仍无 钱购买蔬菜保鲜柜，更不用说改变祖孙三代的贫穷

家种地去! ”他积极筹划小麦文化节,将之视为麦河

集团的企业文化,在土地中安放自己的灵魂;桃儿 和麦圈等玷污土地的人们在图腾信仰中彻底得到 救赎……更为重要的是，代际矛盾会衍生出“农村 新人”的返乡困惑。对乡村而言，他们已经是外来 者了，如何再融进血缘和地缘缔结的共同体，其身

命运;返乡后也是捉襟见肘,成就事业的金钱全靠

妻子杏儿卖菜来支撑。此外,范少山的性格有些懦

弱,小说中明确说他胆小、窝囊，经常被人欺负。但 维权事件后,其形象骤然高大起来，变得有勇有谋、 有担当有策略，完全脱离了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

上的城乡文化之间的碰撞该如何解决？这理应是

按照常识,“农村新人”肩负的致富使命，特别是土 地流转需要大量甚至巨额的资产,即便是小农户流

乡土文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由是观之，贸然放过 “人地关系”或者说“恋土情结”是说不过去的。转也要花上城市打拼的所有积蓄，必然是“进城成 功”才能“返乡成功”，没有足以和基层乃至县域权

“我们强调小说塑造立体农民,离不开人物广 阔的生活空间，铺开生活的容量的时候，还应该考

力抗衡的财力、智慧和勇气，即便再强化“进城理想 无法施展” “灵魂无法安置”“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使 命”也无法让其在乡村成功。此外，小说文本中活

虑到思想容量、艺术创新、情感深度和精神力量。\"④ 关仁山在创作谈中提及的“精神性”维度关涉农村

新人的审美特质,也是吴俊在《新中国文学“新人” 创造的文学史期待》中反复强调的“创新性”问题。

跃的“返乡农民企业家”开矿、办厂等，虽被设置为

“农村新人”的对立面，但从参照系的角度来看，均 解构了农村新人缔造的致富神话。“在面对现实难 题而又找不到答案时所想象的又一个’土地神

回避了农村新人的精神性维度，必然会造成“政治

性”维度的过度强化,导致“期待”永远是“期待”。话’”③，有关曹双羊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其他“农村

四、结语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城乡流动新人”。第三，代际矛盾的轻易放过。前有“合作化”的

① 比较显著的是贾平凹关于《秦腔》的自陈心迹:“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

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参见贾平凹、部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上海

文学》2005年第7期）持类似困惑态度的还有阎连科、张炜、李洱、关仁山等人。② 张柠:《文学“新人”形象的可能性》，《文学报》2020年1月5日第3版。③ 李兴阳：《“农村新人”形象的叙事演变与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麦

河〉为中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④ 关仁山：《塑造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第3版。16成为生活常态，农民与农村户口、土地之间的关系 注意两点:其一，他们是大迁徙时代和高压生活时 代的缩影，不能和时代割裂,他们本身就是时代精

发生了变化，农民群体也变得多元化。2020年的流 行语“打工人”，意味着人们逐渐用精神层面的东西

神的承载者。和“城城流动”“国际流动”一样，他

描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属性，“打工”不再专属于农 们都承受着离散的痛苦及离散带来的身份眩惑, “乡怨” “乡愁”的旋即转换叩击着他们的灵魂,这始 终是重新缔结血缘地缘共同体过程中不容忽视的

民工。此外，李子栾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输出

者，我们似乎忘了追问她的身份。她是农民吗？这 也是《麦河》一再强调的，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没有 了漠言在《晚熟的人》中，声称新农村之“新”尤在

问题;其二，作家处理鲜活的经验时应剔除“想像

性”和“朝夕达成”的思维模式。因“农村新人”的 政治性维度,他们必然与“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

农民之新,特别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即便是经

历过人民公社大集体劳动的一代人也因与互联网 接轨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变了,“农村新人”的 内涵自然也就变了。既定的农民身份逐渐失去了

命题保持共振，这些内容如何进入文本，是值得探

究的。学术界普遍认识到既往乡土经验写作乏力 的现状,但一味强调现场式或者在场式的写作是否 就能化解当下的创作困境，答案不置可否。我们要

效力,我们该从哪里寻找“农村新人”？寻找是不难

的,毕竟抱着赤子之心的乡村建设者一直都在，“打 工不是长久之计有合适的机会就回老家”的念头从 未远去,但其文学审美的新质确是难以把握的。从既往的写作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变

革、西方乡土叙事等多种维度吸取资源。唯有如 此,才可能产生独特的“农村新人”形象。因此，在我看来，新时代“农村新人”的塑造应

（责任编辑:晏洁）From u Young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to New Rural People: A Survey of the Image of Migrant Farmers in the Local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QIN Xiang-li(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Abstrac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 and rural China,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has made it a writer5 s self 一 conscious pursuit to delin­

eate \"new rural people”. Most of these people are ambitious and successful young farmers who have broken out of the identity barrier, and hav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city, acquiring th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odem ideas for their lif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under the call of \"nostalgia”，those young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farmers and the land”. Centering

on land transfer, they have vigorously developed modem agriculture, built a rural community integrating “ agricul­

ture ,industry and ecology\" , led their villagers onto the road of wealth,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nd thus become veritable rural leaders.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era of great migration, a certain effective connection

has been formed between uyoung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and \"new rural people”，and the identity change and instability has becam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ew rural people in the new era.Key words: young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 ； new rural people ； urban and rural China ； local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 ； migrant farmers17